【文學答客問】海凡/再見已是背影——長篇小說《雨林的背影》的一則註腳

2、小說是否帶有自傳色彩？

很難說它帶有自傳色彩，因為構思過程就沒有這樣的考慮。

它就是一部空間、時間跨度比較大的長篇小說，鋪陳那場運動的幾個主要側面。通過故事串聯“緊急狀態”“新方針”“突擊隊南下”“根據地反圍剿”等不同的時期；再經由幾個主要人物的輾轉流徙，跨越新、馬、泰、印尼、中國各個地域。由此探尋這段歷史的行跡。

如書本引文所言：“小說故事設定在1989年簽訂和平協議前夕，部隊解散之後，馬共人的抉擇，以及對過往的回憶——肅反、與泰兵交火，兩代三代的革命家庭，甚至是新加坡馬共同志的歸屬問題。”

下山之際，和平村一共有22名新加坡籍前部隊成員，小說中就有這樣一個角色，其中若干細節不免和新加坡籍的作者多少有些交集，有所投射；甚至在書寫建設和平村過程的波折，一些素材就來自我那篇〈倘若雨林有知——和平村日記〉。即便如此，他終究只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純粹以小說手法塑造，並非作者的化身。

3、從《雨林告訴你》《可口的飢餓》《野徑》《喧騰的山林》到《雨林的背影》，對您來說，馬共主題的書寫有沒有終點？

我是從2015年開始，再回頭書寫雨林遊擊題材。說再回頭是我在此30年前，還在山裡時，曾寫過幾篇這類小說（最後一篇是1984年底的〈山雨〉）。作為個人生涯紀念，我把它們結集出版，書名《雨林告訴你》。黎紫書讀後，懇切地鼓勵我續寫這類題材，於是有了下半場的接力。辛羽因此有了海凡的分身。此後8年，作品大部分發表在馬來西亞、香港、臺灣報刊。

在2015年那一刻，我決定再回頭書寫，是覺得有一些話三十幾年後還想說。我們當年那種樸實和熾熱的情懷，不要被餘生的瑣屑，庸碌所掩埋；那一群人的經歷不至於被曲解，被遺忘。我分享我的接觸，所見和理解。我的重點不在申辯而在呈現。然後在書寫過程中，漸漸地才體會到，這是一次回望，更是一次反思和學習。

對於那場持續近半個世紀的運動，那些橫跨新、馬、泰、印尼、中國廣闊地域的許多人和事，我的書寫不及千萬分之一。“青春與熱血，理想與堅持，奉獻與犧牲，動盪、飢餓、死亡、傷殘，甚至忠誠冤屈光明陰暗高尚卑劣，都在這裡發生。雨林中有太多的不能、不想、不願、不捨、不應輕放——”我想，我既然已經開始，有條件我理應繼續。另外，考慮到其他題材的書寫，寫得比我好的大有人在，而寫雨林這塊也許我比別人合適，自然應該在此多做努力。我的歸來，至今超過30年，在外頭的日子已經遠超山中歲月。潮聲遠去，我們這一群人如何適應生活，安頓身心，過一個有意義的餘生，或許是我接下去的關注。

4、對您來說，對比此前的短篇和散文，長篇小說的意義是？

我基本只寫小說和散文兩類體裁。又分別用辛羽和海凡兩個筆名，書寫不同類的內容，大抵是鄉野，雨林，城市三個面向。一個自然人兩種文學身分，在今年的早報文學節，有一個講座和大家談談這個情況。

這裡要回答的對比，縮小到書寫雨林遊擊生活範圍。主要講小說。

小說當然要講故事，而又不只是故事，德國的顧彬說得比較極端：“我們為什麼不需要故事呢？我們看報紙，看電視，聽新聞，生活裡有作家們想不出來的故事。我們需要的不是故事，而是揭示。”我的理解是在小說的故事框架後面，應該要有作者對生活的感悟。如果具體的生活是形而下的，那麼在此基礎上要有形而上的，對人生，對生存狀態的思索。這是個人對小說寫作的理解與追求。

再者，研究馬共歷史的本地學者潘婉明博士在她的論文中說：“馬共歷史是一部不斷在移動和跨境的歷史。無論在人員的穿越或地理疆域的跨越上。”“我認為馬共戰鬥史可以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生活史。……馬共這場戰鬥處處落實生活與家的實踐。遊擊是生活，部隊是家。”她的觀察與我的切身接觸與經歷相符。

我們幾十年身處異域，雖然那是一個懸置的時空，卻也演繹著人生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我們在那裡試圖實現我們的人生價值。當我想從比較深廣的時間及空間，去審視和呈現這場運動，寫一個長篇小說就成了創作的希冀了。它能有較充分的篇幅，表現一個異質，卻符合歷史邏輯的集體生活的圖景；抒寫一條道路走到盡頭，集體解體，個人迴歸時，對個體在精神意識層面上的衝擊。這樣的情感經歷並不普遍，猶如在獨立後幾十年的和平背景下，戰爭也很特殊。但它又是時代不應略過的事實。我用這個方式來回應歷史。

5、去年花蹤文學獎小說組評審記錄談到馬共書寫，似乎現在新一代馬華寫作者都很熱衷於馬共元素。您以過來人的經驗，怎麼看新一代關於馬共的刻畫？

我也注意到這個情況。似乎“馬共書寫”有點“熱門”。近期有一本馬共小說選（編按：《夕陽之歌》）由有人出版社出版，裡頭就收錄了19位作者的18篇作品。
既有作為局內人，比如金枝芒、賀巾、海凡的著作；也有局外人，外頭的作家，比如黎紫書、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英培安等根據閱讀、接觸、採訪、虛構寫下的小說。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馬共曾經是一個忌諱，一個敏感課題，被籠罩在渾沌的歷史煙塵裡。而時代終究在前進，另一方的敘事有了呈現的餘地。這是開放，開明社會的一個標尺。文學藉助各種挖掘，各種拼接，使這段長期被掩埋的歷史有了縱深。黃錦樹在序文中有這麼一段話：“借文學召喚歷史，反思歷史。甚至期盼超出既有的歷史視域去理解歷史。”文學，在這裡有了它的份量，它的位置。

寫過多篇馬共小說的黎紫書曾經感嘆：“寫馬共時怎麼也免不了‘鞭長莫及’的問題。不僅是因為那個時代的流放以及叢林中的游擊隊生涯有我們所不瞭解也難以想像的種種細節，更因為那時代有我們不能理解的人，以及我們既無法體會也難以置信的信仰與情懷。這層層的‘隔’，不能靠文字戳破。”情況也並非那麼無力，無奈，她也說“它需要同理，同情與同感，否則我們永遠無法設身處地代入當時的情境。”文學是人學，人的情感有其共通之處，這是局外人也能寫，並寫好馬共小說最根本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