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1:45am 25/06/2023

巴黎金融峰会

巴黎金融峰会的必做之事

作者:塞巴斯蒂安·特雷耶(Sébastien Treyer)、贝特兰·巴德雷(Bertrand Badré)

世界上那些最贫穷脆弱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匮乏是当今最紧迫的全球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当前许多国家已经（或者很快就会）陷入债务困境之时。冠病疫情的余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持续不断的气候灾害阻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加剧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不对称。

当前这十年是我们应该加大可持续发展投资的时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2035年之前必须每月增加200万个体面工作岗位才能跟上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但美国、欧盟和中国这类大国却极少关注这些挑战，而是专注于自身技术竞争、再工业化、去碳化和零和性战略操作——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境况恶化。

正如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所警告的那样，全球南方，包括其新兴经济体，仍然处于财政危急状态，一如二战后的欧洲。当时美国承诺了等同于受援国国民总收入3%的重建资金，因为它知道该投资将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得到回报。而目前仍然主导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到实现全球金融和机构的转型式（而不仅仅是渐进式）改革也符合自身利益。

不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道主义灾难扩散，生态崩溃，以及中国成为另一个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多边机构集团的主要力量等事件都将由此埋下伏笔。这种情况最终会使每个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不同的规则制定者和体制之间的分裂和竞争会产生零和动态并毁坏全球公共产品。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结果，西方国家必须加入转型多边金融机构的努力，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要将自身部分影响力让渡给其他过去被边缘化的国家。那些尝试实现系统性改革的国家必须抵制仅仅调整现行安排的诱惑。而整个发展对话也应该被重新构建以顾及到一些被忽视的事务，比如基础设施和私营部门的作用以及非公共资金流。

这就是6月22~23日的巴黎新全球融资公约峰会旨在实现的事。但尽管此次会议极为重要，它也是有风险的。如果会议得到的唯一结果只是一份空洞的政治宣言，那么更广泛的改革努力可能会失去可信度。这就是出席会议者必须提供一份雄心勃勃但又现实可行的具体蓝图的原因。

峰会提出了一系列适当的问题，也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思考应对当今这些史无前例挑战的新解决方案。讨论应聚焦在三个时间范围内。第一个是会议期间，在这两天里各国政府必须对一些事务表示同意，比如暂停面临灾难性气候事件的国家的偿债义务——就像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那样。

第二个时间跨度为未来18个月，也就是印度和巴西担任G20主席的余下时间。由于巴黎峰会从宣布召开至今只有6个月，因此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就各项关键政治事务谈判达成最终协议。

但即使如此，随着各国政府在未来几个月间想方设法克服国内障碍以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峰会可以为此类协议的达成创造动力。比如一份提高多边开发银行现有资本部署效率的初步协议可以为捐助国的更多未来捐助打开大门。

第三个时间跨度涵盖了未来几年，届时需要对全球金融体系实施意义深远的改革。为了做好准备，峰会应该探讨动员不同类型捐助者和开发新资金来源的选项，并着重建立新的国际税收机制。

这将有助于将辩论扩大到官方发展融资之外。当前的金融体系不仅仍然偏爱碳密集型投资而非可持续项目；还倾向于纯粹的投机（通常是在晦涩难懂的金融工具和房地产方面）而不是对较贫穷国家进行生产性投资。

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提出了一个全面性措施方案以重新引导“非生产性和徒劳无益的”资金并重新平衡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结构不对称状况。巴黎峰会应有助于启动这场辩论，使之能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产生切实成果——包括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金。

现在是阐明一项改革议程的时候了，这个议程要有足够的雄心，好让全球南方能对未来真正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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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特雷耶，加拿大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执行主任；贝特兰·巴德雷，世界银行前常务副行长，Blue like an Orange可持续资本CEO,著有《金融能拯救世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