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刘震云 / 无言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
人物访要多观察，但面对中国作家刘震云则不太有这余裕。在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的那天，总见他被人群簇拥，多是要拍照签名的读者，活动一小休他所在之处瞬间就形成了人潮。场景是躁乱了些，但远处看他的神情与动作，却是出奇平缓自如。
甚至是他从人群脱离，打开门终于走进会议室接受采访时，那平和的步伐亦像在说——没什么可急的（绝不是架子的意思）。于是问及，到了人生这个阶段，有没有一个无论生活或写作，都会时刻警惕自己的主题？他稍微思索了说：“松弛感吧。”他继而问，“由紧张到松弛，需要多少紧张的累积？”
松弛，是无数紧张的积累
中马作家学者交流会中，刘震云在台上，没有庄严正装披身，而是穿着一套休闲深蓝色运动服。他松弛地坐着，不会有初到异地的拘谨。多部作品畅销百万册，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的他，意味着也到过那些遥远他方推介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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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阿姆斯特丹、瑞典、捷克……几乎可以摊开世界地图一一标记。而今到马，那份由岁月与经验积累的紧绷，所逐步练就的松弛感，就在他举手投足间。
座谈会中，轮到刘震云那会儿他脱口便引经据典谈了十余分钟。说在他这没有观察的余裕，绝对是因为他思绪与言语的紧凑，生怕把眼神飘去他眼尾的某条纹路还是衣领褶子，就会不小心掉链子了。
然而，上过好几次中国大型脱口秀节目《向往的生活》《脱口秀大会》与名嘴李诞、黄磊同台，这么一位“脱口秀畅销作家”，却出乎意料地形容自己口齿特别笨。下了舞台，收起麦克风，在日常生活中正正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常人。
说与不说的力量
因而，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之作《一句顶一万句》所写的，便是一群不太爱说话的人——杀猪、卖豆腐、染布的市井小人物。“不说话的理由绝不是因为没话说，而是说话不占地方、没人听，渐渐地就成自言自语，也就不说话了”。没有说出口的话，最终都压到心底成了心事；于是人在街上走，其实都是万千心事走在街上，恰恰是这些无言的洪流改变了有声的世界。
刘震云说话时，面部不带过多表情，音调亦如他的步伐沉着、缓和。看过几条网上的《脱口秀大会》片段，他站在大舞台面对千百观众，说起段子时也是这副神情。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名词——冷漠式、哲学式幽默挂在刘震云名字背后。
他参加过《向往的生活》两次，不仅仅是参加节目，而是去体会不同的生活形态，因而写作与说话构不成冲突。节目主持人黄磊与刘震云是故交，他对刘震云的邀约是——你过来，我给你做好吃的。这时刘震云笑：“我不去《向往的生活》，也可能去菜市场买菜，上了节目黄老师做饭也不用我买菜，体验一下没有坏处。”
总觉得这话不明就理地就幽默了。这时他又接下去说：“我并不是一个在生活中特别喜欢说话的人。另外，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但是全世界都觉得我是，这才是最大的幽默。”
他话语的紧凑，自然也包括防不胜防的幽默攻击，像是埋在土里的地雷，随着他的言语往前徒步，冷不及防就踩了雷。
最好的幽默，藏在人物关系间
作家不只是光说笑话的人。
然而，幽默却是分好多层面的。他尝试剖析一篇小说的幽默，语言之中固然存在，但语言的幽默对于小说没有太大作用，它虽然对人产生挑逗性，多了却感觉油嘴滑舌。“比语言好一点的幽默是细节，比细节好的幽默是情节，再来是结构。但最好的幽默，存在于人物关系之间”，刘震云说。
《我不是潘金莲》一书里，李雪莲因秦玉河意外死亡而万念俱灰，一个人来到了郊区种桃树的地方。“在那开满桃花的土地，她觉得是死的好地方，继而把绳子扔在树上，蹬走了脚下的石子。这时，突然有人跑了出来说：大姐你不能害我呀！她想，我死我的，又与你何干？果农说关系太大了，这果园是我承包的呀，秋天会有好多学生来采摘，要是你吊死在这，谁还来呢？”
“你真要死，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别在这吊，去对面山头上啊，因为他跟我是竞争对手。”如此的幽默，便是人物关系间的幽默，于他也是一位作家想像力和智慧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光说笑话的人。
“大家误会了，看着这本书觉得好笑，便把我想成了一个幽默的人。其实幽默的不是我啊，是李雪莲和果农之间的关系。”
他又继续说了个故事。《一句顶一万句》里的老詹，是一位意大利来的神父。他写这部小说时，想着意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别长，像是把祖宗的名字都连在了一起；但既然来了中国传教，何不干脆一些？就取名字中的首字，成了老詹。老詹脸上挂着一双欧洲人与生俱来的蓝眼睛，但在小说里，喝黄河水喝多了，突然瞳色就变黄去了。
到这里，读者或许会会心一笑？却有点不明白为了什么而笑。刘震云这么说：“我不生产幽默，我是生活的搬运工；生活里有好多事，以及道理背后的荒谬感，本就是那么幽默。”
文学，一个民族的秘史
无可否认，历史谈的是时间。他聊起了《三国志》和《史记》霸王别姬等故事，说的是历史人物的生活——文学的功能，即是让我们认识过去的生命样态。但那无疑与历史稍微重叠了，然而《史记》里的刘邦、项羽，他们不单是一段历史，同时也是历史里的“人”。
文学，说的即是世界里头，人与人的情感。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并非“秘密的历史”，而是藏在心里的感受，这是刘震云的解读。好比《红楼梦》林黛玉与贾宝玉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不正是那些无法清楚言说的？
“可以言说的，哲学、社会学都说明白了，不可言说的就在文学里。”于是提起好作品，于他而言必然不是那些以生活为镜，仅仅把眼见的明白事物书写下来的文章。他又以卜·狄伦（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为例——一切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了。“真正好的诗没有固定答案，因为答案永远在移动中”，他说。
每次写作都是如履薄冰
提起作品，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也被改编成电影，每部作品都掷地有声，甚至在2011年，以160万元的版税在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位列第26名。他说，“最好的写作，是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在一个渠道里形成自己的风格，那是非常危险的。”
每次写作，于他而言都像如履薄冰，要是写得容易了，需要警惕的是——对自己的重复。“有时模仿别人还能说是学习，模仿自己却是对过去自己的一种消费。”有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写得好，接下来却仿佛后继无力，“并不是他不熟悉生活，生活都是扑面而来的，而是他们‘认识’的能力没有提升”，他如是说道。
那是对文学、自身以及对“认识”本身的认知能力。也只有依靠阅读积攒的学问，才能提升这样的能力。中国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功夫在诗外”，他便觉得文学的功力也在文学以外。
那或许是游移在幽微生活中，无意发现闪闪发光的幽默碎片，或许也是由无数紧张积累而成的，而今展现于文字、姿态、待人谈吐的松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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