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劉震雲 / 無言的洪流，改變有聲的世界
人物訪要多觀察，但面對中國作家劉震雲則不太有這餘裕。在吉隆坡中國文化中心的那天，總見他被人群簇擁，多是要拍照簽名的讀者，活動一小休他所在之處瞬間就形成了人潮。場景是躁亂了些，但遠處看他的神情與動作，卻是出奇平緩自如。
甚至是他從人群脫離，打開門終於走進會議室接受採訪時，那平和的步伐亦像在說——沒什麼可急的（絕不是架子的意思）。於是問及，到了人生這個階段，有沒有一個無論生活或寫作，都會時刻警惕自己的主題？他稍微思索了說：“鬆弛感吧。”他繼而問，“由緊張到鬆弛，需要多少緊張的累積？”
鬆弛，是無數緊張的積累
中馬作家學者交流會中，劉震雲在臺上，沒有莊嚴正裝披身，而是穿著一套休閒深藍色運動服。他鬆弛地坐著，不會有初到異地的拘謹。多部作品暢銷百萬冊，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的他，意味著也到過那些遙遠他方推介與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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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阿姆斯特丹、瑞典、捷克……幾乎可以攤開世界地圖一一標記。而今到馬，那份由歲月與經驗積累的緊繃，所逐步練就的鬆弛感，就在他舉手投足間。
座談會中，輪到劉震雲那會兒他脫口便引經據典談了十餘分鐘。說在他這沒有觀察的餘裕，絕對是因為他思緒與言語的緊湊，生怕把眼神飄去他眼尾的某條紋路還是衣領褶子，就會不小心掉鏈子了。
然而，上過好幾次中國大型脫口秀節目《嚮往的生活》《脫口秀大會》與名嘴李誕、黃磊同臺，這麼一位“脫口秀暢銷作家”，卻出乎意料地形容自己口齒特別笨。下了舞臺，收起麥克風，在日常生活中正正是一個不怎麼喜歡說話的常人。
說與不說的力量
因而，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之作《一句頂一萬句》所寫的，便是一群不太愛說話的人——殺豬、賣豆腐、染布的市井小人物。“不說話的理由絕不是因為沒話說，而是說話不佔地方、沒人聽，漸漸地就成自言自語，也就不說話了”。沒有說出口的話，最終都壓到心底成了心事；於是人在街上走，其實都是萬千心事走在街上，恰恰是這些無言的洪流改變了有聲的世界。
劉震雲說話時，面部不帶過多表情，音調亦如他的步伐沉著、緩和。看過幾條網上的《脫口秀大會》片段，他站在大舞臺面對千百觀眾，說起段子時也是這副神情。於是便出現了諸如此類的名詞——冷漠式、哲學式幽默掛在劉震雲名字背後。
他參加過《嚮往的生活》兩次，不僅僅是參加節目，而是去體會不同的生活形態，因而寫作與說話構不成衝突。節目主持人黃磊與劉震雲是故交，他對劉震雲的邀約是——你過來，我給你做好吃的。這時劉震雲笑：“我不去《嚮往的生活》，也可能去菜市場買菜，上了節目黃老師做飯也不用我買菜，體驗一下沒有壞處。”
總覺得這話不明就理地就幽默了。這時他又接下去說：“我並不是一個在生活中特別喜歡說話的人。另外，我也不是一個特別幽默的人，但是全世界都覺得我是，這才是最大的幽默。”
他話語的緊湊，自然也包括防不勝防的幽默攻擊，像是埋在土裡的地雷，隨著他的言語往前徒步，冷不及防就踩了雷。
最好的幽默，藏在人物關係間
作家不只是光說笑話的人。
然而，幽默卻是分好多層面的。他嘗試剖析一篇小說的幽默，語言之中固然存在，但語言的幽默對於小說沒有太大作用，它雖然對人產生挑逗性，多了卻感覺油嘴滑舌。“比語言好一點的幽默是細節，比細節好的幽默是情節，再來是結構。但最好的幽默，存在於人物關係之間”，劉震雲說。
《我不是潘金蓮》一書裡，李雪蓮因秦玉河意外死亡而萬念俱灰，一個人來到了郊區種桃樹的地方。“在那開滿桃花的土地，她覺得是死的好地方，繼而把繩子扔在樹上，蹬走了腳下的石子。這時，突然有人跑了出來說：大姐你不能害我呀！她想，我死我的，又與你何干？果農說關係太大了，這果園是我承包的呀，秋天會有好多學生來採摘，要是你吊死在這，誰還來呢？”
“你真要死，能不能幫我一個忙？你別在這吊，去對面山頭上啊，因為他跟我是競爭對手。”如此的幽默，便是人物關係間的幽默，於他也是一位作家想像力和智慧的體現，而不是一個光說笑話的人。
“大家誤會了，看著這本書覺得好笑，便把我想成了一個幽默的人。其實幽默的不是我啊，是李雪蓮和果農之間的關係。”
他又繼續說了個故事。《一句頂一萬句》裡的老詹，是一位意大利來的神父。他寫這部小說時，想著意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別長，像是把祖宗的名字都連在了一起；但既然來了中國傳教，何不乾脆一些？就取名字中的首字，成了老詹。老詹臉上掛著一雙歐洲人與生俱來的藍眼睛，但在小說裡，喝黃河水喝多了，突然瞳色就變黃去了。
到這裡，讀者或許會會心一笑？卻有點不明白為了什麼而笑。劉震雲這麼說：“我不生產幽默，我是生活的搬運工；生活裡有好多事，以及道理背後的荒謬感，本就是那麼幽默。”
文學，一個民族的秘史
無可否認，歷史談的是時間。他聊起了《三國志》和《史記》霸王別姬等故事，說的是歷史人物的生活——文學的功能，即是讓我們認識過去的生命樣態。但那無疑與歷史稍微重疊了，然而《史記》裡的劉邦、項羽，他們不單是一段歷史，同時也是歷史裡的“人”。
文學，說的即是世界裡頭，人與人的情感。巴爾扎克說過，“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那並非“秘密的歷史”，而是藏在心裡的感受，這是劉震雲的解讀。好比《紅樓夢》林黛玉與賈寶玉一段驚天動地的愛情，不正是那些無法清楚言說的？
“可以言說的，哲學、社會學都說明白了，不可言說的就在文學裡。”於是提起好作品，於他而言必然不是那些以生活為鏡，僅僅把眼見的明白事物書寫下來的文章。他又以卜·狄倫（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為例——一切的答案在風中飄蕩了。“真正好的詩沒有固定答案，因為答案永遠在移動中”，他說。
每次寫作都是如履薄冰
提起作品，劉震雲憑藉《一句頂一萬句》獲得茅盾文學獎，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也被改編成電影，每部作品都擲地有聲，甚至在2011年，以160萬元的版稅在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上位列第26名。他說，“最好的寫作，是不斷調整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在一個渠道里形成自己的風格，那是非常危險的。”
每次寫作，於他而言都像如履薄冰，要是寫得容易了，需要警惕的是——對自己的重複。“有時模仿別人還能說是學習，模仿自己卻是對過去自己的一種消費。”有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寫得好，接下來卻彷彿後繼無力，“並不是他不熟悉生活，生活都是撲面而來的，而是他們‘認識’的能力沒有提升”，他如是說道。
那是對文學、自身以及對“認識”本身的認知能力。也只有依靠閱讀積攢的學問，才能提升這樣的能力。中國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功夫在詩外”，他便覺得文學的功力也在文學以外。
那或許是遊移在幽微生活中，無意發現閃閃發光的幽默碎片，或許也是由無數緊張積累而成的，而今展現於文字、姿態、待人談吐的鬆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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