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沉甸甸的房门进入房间,映入眼帘是那不足一米,与门同宽的过道。过道左边是张固定在墙上的木板,勉强称之为桌子。桌子上面装了个电视,能稍微移动角度但不能拆下。桌子底部有个迷你冰箱。再往前走两大步,就到了这间单人套房的主要区域:一张单人床。
单人床一侧连着的就是那张桌子,另一侧连着的是个单门的衣橱,里面放着我整个合同需要的衣服,包括4套西装、5件内衬、运动服、休闲服、内衣内裤等,被塞得满满当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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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右边是厕所与浴室。厕所左侧是个小洗脸盆,洗脸盆上是铁制双开的储物柜,带着两面镜子,锈迹斑斑;马桶位于洗脸盆右侧。厕所右侧是浴室。一个半透明的帘子隔开了浴室与厕所,整个环境虽然十分狭窄却也做到干湿分离。有点像美国电影里德州小镇汽车旅馆的厕所,其中最大差别是,船上员工的厕所小多了,也不会有浴缸。
如果有人问我作为一名船员的感想,我会说其中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员工房间。由于船上空间有限,要容纳所有的船员,每人能分到的空间就那么多。大部分普通员工都是3至6人同住,分上下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衣柜,并共用洗手间与冰箱。
深知上船不是来享福的
去年12月的某一天,一早起床我就感觉失重般的沉甸甸,喉咙似乎还有些发痒,我将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归责于昨天下船游玩遭到阳光的曝晒反噬。工作了一上午,跟无数人对过话。越到后来越觉得不舒服,脑袋也开始隐隐作痛。趁午休不忙我赶紧去了一趟船上的医疗中心。
从医疗中心回到了房间,退下了西装,至此开始了我为期7天的隔离生活。因为我确诊了。原本只是用来睡觉休息的房间,现在变成全天候的活动区域,包括远程办公、用餐、文娱综合场所。而我这7天大多时候都局限在一张小单人床上。隔离期间护士一天两次来电询问症状与记录温度,客房服务定时送餐投食。隔离就这样犹如白开水般乏味地进行。要不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让我在船上有无线网络,我在这囚笼里不病死也会活活闷死。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每个船员都深知自己上船不是来享福的,想要挣美金,牺牲点生活空间与自由,对船员来说已经是理所当然了。其实也就只是与世界上其他工作一样,有得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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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如果我们人死后遗体不下葬的话还可以用来干什么?”朋友偶然的一句话,开拓了我的思路。
曾经看过一个美国老太太,她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医学研究,遗体最终被切片成2万7000份。科学家通过仪器扫描这些薄片,然后通过科技把这些数据变成“数据人”,以作为往后的医学研究。我很佩服老太太的豁达,愿意让自己的遗体为医学做贡献。
就在不久前,新加坡也有一位老人为自己注册了遗体捐赠。他的遗体将会交给国家的医学院作为研究用途。个人也为这样的行为感到万分敬佩。
很早很早以前,我也想过,如果可以,我希望死后,身上如果还有可以用的器官,我都愿意捐赠出去。就比如眼角膜、心脏、肝脏之类的,让那些身患疾病等待器官的病人有机会健康地活下去。但是科技的进步,仿佛已经有办法通过三维打印技术把所需的器官打造出来,不用再苦苦守候,虽说这项技术还不成熟,但确实是病人的福音。
早点思考和讨论死亡
生命真的很神奇,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明白,两个连肉眼都看不见的东西,通过结合和孕育就可以长成一个一米几的大个子,身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长然后衰败。到了最后留下一堆的血肉。
我们在生的时候,已经体验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这一辈子也算是功德圆满了,那么剩下的这一堆血肉是不是也应该归还给这个世界,尘归尘、土归土?如果真的有谁还愿意用这一堆血肉去发展人类的文明、去拯救他人的性命、去喂养花草动物,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或许是被传统的熏陶束缚,或许是信仰的不允许,又或许是我们对于死亡的未知和恐惧,我们总是不愿意思考和讨论我们对于死亡的看法和安排。其实,如果人生只有一件必然的事,那么就是死亡。既然它一定会来,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和身边的人聊一聊?至少告诉他们,关于我们留下的那一堆血肉,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对待。
人生短短几十年,多给家人一些陪伴,也给他们多做好一些思想准备。别离的时候一定会有,先道别,莫等时候到了匆匆一去,留下一群不知所措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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