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真能转化成资金吗？媒体应思考自己的定位！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最近发生了一名男运动员泄露前女友A女星私密照，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分别打了两个不同的标题：
“A女遭B男泄露私密照抵债”
“B男泄露A女私密照抵债”
哪个标题更吸引你的眼球？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标题主体一换，焦点与感观是否也随之产生变化？
然而，往往媒体或人们会更倾向于第一个标题，于是关注点聚焦在受害者，而非着重在泄露照片者本身的行为是违法可耻，以至于最后模糊了真正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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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无他，相较于男性，女性的外貌、身体经常被视为流量的“春药”。
于是，在这个以流量为王的年代，无论是自媒体抑或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数字上涨，“腥膻色”成了最就手的武器，而初心和社会责任是否也逐渐丢失在茫茫数字海洋里，再也不复见？
仔细回忆台湾娱乐圈黄金时期，台湾综艺节目自90年代开始，几乎都让女嘉宾穿着暴露，玩着擦边游戏刺激收视率。
纸媒、网媒亦不遑多让，耸动、露骨的标题和放大局部性器官的照片，不断挑动受众的神经。
根据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高级讲师黄招勤的观察，如今我国的媒体生态如同10年前面对数位转型的台湾，对腥膻色新闻趋之若鹜。
只因那是最容易掌握，且毫不费力的流量密码。
他分享一名台湾学者在多年前撰写的文章，他提到，当媒体一味追逐腥膻色的新闻时，便只剩下一个角色且会不断地转变：
一开始如同吸血的蚊子，新闻事件发生后，竞相投入追逐；发展到了某个阶段，又变成道德审判者。等到新事件发生，再度进入上述循环，永无止境。
当我们回头审视不久前一连串的新闻事件，赫然发现预言成真，不免心有戚戚焉。
“媒体不应该是道德审判者，应要更多地报道事实，并且判断哪些需要报道，以及报道的篇幅和尺度。”
“我总觉得媒体自己迷失了。”
而迷失原因是在于恐惧，这是因为仅仰赖广告作为唯一资金流入的渠道，收入来源太单一。
曾经与广告挂钩的销量，而今由流量取而代之。
他说，若如今的媒体想要有序地经营，必须具备多方的收入来源管道，比如通过众筹、冠名、政府基金、与国外媒体合作等等。
他以某环保新闻网站为例，该网站的资金来源为数个国际组织的基金，无需依靠广告金主支撑。
若不拓展收入来源，依赖单一管道，犹如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故而生怖，因而惶恐，堕入流量迷思不过是预料之中。
“而流量真的能转化成资金吗？我不认为。”
如今肩负培养未来媒体人重任的黄招勤，不断地提醒参与培训的学员要牢记自己是一名内容生产者。
“你不是做内容农场，你是做内容；不是在拍电视剧，而是影像记录。”
他语重心长道，媒体应该思考自己的定位，究竟是把自己视为“内容生产工具”，抑或监督的第四权角色？是把“新闻”当成可出售的“商品”？生产的内容是否能吸引流量？
“如果你的定位很清楚，决心走商品化路线，就不要扮高深。”
而当传统媒体决定走向商品化路线时，那也意味着走到绝境。
他提到，受众群的类别繁多，口味各有所好。以饮料为例，明明有ABCD四种口味，只有D受欢迎，因此认为其余三种口味毫无市场，于是将之统统淘汰，无疑是走进了误区。
“你得去创造（ABC）潜在的消费群，得去告诉人们这是生活必要的存在。”他言语中有些无奈。
“本来教育读者或用户是作为媒体的责任，怎能反过来说只有这群读者，我只好做这种内容？”
原本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更为深入地报道一起新闻事件的主流媒体，在数位转型之时，渐渐被数字绑架了。
用余生忏悔反思
也许有人会说，黄招勤是久居象牙塔里的理想主义者，不懂世道艰难，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清高之人。
然而，其实他曾经是一名资深的新闻摄影记者，拍摄过无数封面头条的照片，是最懂何谓流量密码的人。
这条路他走过，而且走得比绝大多数人更远。
他18岁入行，经历过传统媒体的专业培训，亦有“师父”点拨，加上无数次实战经验，渐渐学会如何抓住读者眼球。
“原来能够登上封面的是这种照片；能够署名的是那种照片；能够得到主管赞赏的照片是这种类型……所以自然而然就陷入了腥膻色的拍摄手法，你不知道这样是有问题的。”
一直到他在台湾经历了一起新闻事件后，他才幡然大悟，并且用余生反思，因此每每在相关讲座分享时，都必定复述此次经历，是忏悔也是提醒后来者。
“即使在这件事的10年后，我旧事重提，我还是会哽咽和悲伤。”
才刚准备叙述，他的声音已然开始哽咽。
“这是对新闻事件的侮辱，对我自己也是一种侮辱。”
在他迅速升职为某报的摄影主任后，他就到台湾深造，成为该报的特派。
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新闻嗅觉，只要一点苗头，他就能精准判断出哪些是好材料，特别是关于大马的新闻，更是贡献了许多独家，也是头条、画页的常客。
“其实很多事情是错的。”他强调。
转捩点发生在2001年6月9日，当时一名大马籍的政大毕业生跟家人、女友开车出游，在北宜公路遭一颗巨石砸中，5人罹难身亡。
彼时极具新闻嗅觉的他，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滚动新闻，骨子里的DNA下意识地动了：头条来了！
然后，借助过往的经验和所学，尽己所能地和太太配合报道这则新闻，而彼时水果日报式的报道方式尚未登陆台湾，因此他的做法令当地媒体颇为吃惊。
“我只知道我挖到一条大新闻，很大的新闻。”
他去政大，拍下该学生的毕业册、毕业袍，还有医院、学校的照片，极尽煽情之能事；甚至找到罹难者在大马住家的地址，遥控总部的记者去追访。
毕业典礼当天，他的同学抱着遗照入场，于旁人来说这是悲痛的悼念，但这对他而言，无疑是最佳的封面照片。
因此，他早早到了现场做好准备。虽然如此，他终究是有血有肉的人，怀抱着恻隐之心，上前想要询问可否捐助，结果话尚未问出口，受害者的同学破口大骂：“你还有没有人性？”
面对强烈的敌意，他当下选择退开，而对方的质问斥骂并没有让当下的他悔悟，却像不易醉的红酒，时隔一周方显现后劲。
“我为什么要在台湾做马来西亚干的事情？这样不对。我把在马来西亚那套搬到台湾来，违反了很多伦理，还沾沾自喜。”
于是，这则新闻成为他和太太的记者生涯最后的采访新闻工作。
“那张剪报，我还留着。常常作为反思也好，忏悔也好，要提醒自己不能再走这一条路。”
“内疚感是一辈子的。”
尽管他沉浸在回忆里，叙述时眼眶不禁湿润，在我心中纠结于是否提醒旁边的摄影拍照之际，他短暂从悲伤抽离出来，开玩笑式地朝摄影挥手说：“赶快来拍，哭了！”，我们同时笑了出声。
看啊，我们都知道“眼泪”和“悲伤”是卖点，笑声里带着几许自我嘲讽，以及对于骨子里媒体人下意识的DNA感到无奈。
当影响力巨大的媒体被流量驱使，一切以流量作为唯一标准，也许将渐渐变成嗜血的秃鹫，若有朝一日如他一般大梦初醒，又要内疚悔恨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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