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是說文學史教講不好,但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參考多幾本不同視角論述的文學史,是必要的。而文學史的教講是希望你更有興趣的去接觸原來的文學作品。但你若是“以筌為魚”拿高分,這樣的文學史“基礎教學”無疑也是失敗的。當文學教育只剩下“基本常識”,這樣的文學史教講根本就是讓“文學”給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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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學史課,讓學生分組討論,甚至是辯論和叩問文選(亦即文學作品選讀)及文學史教講兩者之間孰輕孰重的問題。
一些學生習慣了要有“老師教”,要有“教科書”,總是希望課堂上的老師能至少教給他們一些什麼“基礎常識”,所以以為文學史的教講很重要。但所謂的教與學或許不只是這樣吧!為什麼學生不自己去閱讀原書作品呢?只想著要去依賴一本《中國文學史》教科書,考試考填空的“文學史常識”,如此,或許你即使不讀文學作品,照樣可以在文學史考試中對答如流,拿高分甚至拿滿分。但如此的文學史考核和教講,不過是使文學史“知識化”,卻不盡然是種“文學”教育。
當然“用功讀書”的學生可以反駁,如果沒有文學史教講的“基礎知識”,我們在閱讀文學原書作品時,哪有什麼功力去解讀文學文本呢?難道缺乏背景知識的解讀,也可以被允許?被讚許?甚至分數可以跟我“用功讀書”的一樣高分?
上述的質問沒有對錯。然而,一本《中國文學史》所教講的,就是你對某篇某部文學作品認識的“基礎”嗎?還是你受了這本主流論述“官定”的《中國文學史》的偏向主導而不自知,以為這文學的“大概”或某作家其作品基本上就是如此這般解讀了。如果缺乏自覺,這恰恰也就是偏重文學史教講的陷阱。因為你以為你習得的文學史“基礎常識”可能恰恰就是限制你解讀文學作品的盲點和迷思。
其實,文學作品選讀和文學史教講,兩者都同樣重要。各偏執一隅,恐怕都有問題。當然這也可能跟受教育的制度和環境背景有關。不過,在教講文學史時,老師總得提醒學生,你在聽講這段文學史時,需要有這樣的自覺:你在某老師或某本教科書所教講的文學史,要意識此“框內”應該還有“框外”的想象空間和其他論述的可能性存在。
任何一本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和教講,都涉及材料的輕重取捨,這同時涉及的是文學史編撰者的史觀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文學史常常需要“重寫”。文學史的重寫,所謂的“典律替換”是“正常現象”。不論對錯好壞,至少讀者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不是把一本文學史教科書當“標準答案”來背記。以為這就是定論。這樣的考試拿高分,恰恰顯示了文學史教講的危險和僵化。
所以不是說文學史教講不好,但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參考多幾本不同視角論述的文學史,是必要的。而文學史的教講是希望你更有興趣的去接觸原來的文學作品。但你若是“以筌為魚”拿高分,這樣的文學史“基礎教學”無疑也是失敗的。當文學教育只剩下“基本常識”,這樣的文學史教講根本就是讓“文學”給缺席了。
當然,文學史的教講,也不能忽略歷史時空背景的交待。一些議題,是文學的,也可以是非文學的,亦可以拿來古今對話。舉其一例,自古文壇多渣男。臺靜農《中國文學史》就指說唐初(按:其實整個唐朝也差不多如此)文士多無行,有者甚至無品。那請問:評價文學作品,需要結合作者品行來品評嗎?這議題是文學觀的議題,亦是歷史文化價值觀的問題,同時也很有“當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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