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但在融入全球经济几十年后,自给自足当然已经不再是个选项了。
虽然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提升了该国经济的效率和技术能力,但也导致其工业体系变得更加分散,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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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扩大了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范围,例如将603个中国实体列入其所谓的实体名单,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其拉进黑名单。这些实体的供应商必须取得(极其难以办理的)许可证才能向前者出售美国技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技术封锁”。但这种说法是相当可疑的。虽然国家安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个合理关切,但其实很难或不可能确定许多供应链——或供应链的一部分——是否会对其构成影响。国家安全的概念很容易被滥用来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此外那些可能面临国内企业保护主义压力的政治家们真的能区分出其中差异吗?
中国通过采取新的发展战略来回应西方的对立情绪。2020年,在实施了几十年的“国际大循环”(通过出口导向型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战略)之后,中国宣布将采取“双循环”战略。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将继续参与全球市场和供应链,但会依靠国内市场而非外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
最近中国政府还宣称应当建立一个全面、先进和安全的工业体系。重新强调全面性的重要性是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应对。虽然中国不能也不应生产所有的东西(对于一个现代经济体来说自给自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应该能够根据需要迅速启动或增加关键产品的生产。换句话说中国必须提高其工业体系的适应性。该系统的适应性越强,在相同的安全水平下它需要实现的全面性就越少,所必须牺牲的效率也越少。
即使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全球供应链(至少无法在不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而那些可能会被逼迫中国退出的想法所诱惑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的产业将因经济孤立而蒙受巨大损失一样,西方企业无法幸免于难。
根据中国政府智库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报告,2017至2020年间在全球贸易的4000个中间产品类别里中国有2400个出口量位居世界前三,另外在1001种与成品高度相关的中间产品里的800种中至少排名第三。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制造业的中间产品贸易有大约20%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下降2%,全球出口总额将减少约500亿美元,其中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受影响最大。
很显然拜登政府仍然致力于阻碍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甚至不惜以美国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为代价,但其结果对美国来说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场惨胜。
虽然美国可以拖慢中国的技术进步,但要阻止它已经太晚了。事实上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以强大制造业为特征的全面高适应性现代经济。根据联合国的产业分类,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涵盖全部部门、子部门、类、子类、组和小组产业制造产品的国家。鉴于中国的制造能力、市场规模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任何制裁都无法阻止中国最终制造出属于自己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芯片。
而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则在近期一次演讲中发出了更积极的声音。她指出美中关系就像一个经济体一样,“只是人们所做选择的总和”,而且关系的轨迹“不是预先设定的,也并非注定要产生代价”。相反它将由无数的选择决定,包括“何时合作,何时竞争,以及何时认识到即使处于竞争之中的我们也在和平与繁荣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这些都是明智之言。我不能同意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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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曾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4至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 Project Syndicate 199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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