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读博”和“赌博”有什么差别？

和“赌博”风险一样，“读博”的人无法预测政府未来会不会认真看待科研领域发展，尤其是当大马年度财政预算案越来越被“公务员福利”绑得死死的窘境下。

笔者当初毅然放弃公务员教职，其中一主要原因，正是当初马哈迪政府的承诺：“生物谷”（BioValley）。那是千禧年后的事了。当初的指导教授老爱提起这生物谷计划，说我们这些博士生毕业后，肯定不愁就业机会。

作为研究界菜鸟，我信了。

过了几年，原本该建在雪州龙溪的生物谷，成了“鬼之谷”（Valley of Ghost），这“鬼之谷”被著名科学杂志《自然》当作标题，在2005年把大马的这项失败，和同期的新加坡生物科技研究园Biopolis的成功，放在一起讨论。

作为菜鸟，我的“风险-收益”评估显然很差，我也显然拥有一般赌徒的“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思维：一厢情愿认为马哈迪的生物谷会成功，认为政府在几十年低技术工业发展后，会转型为高科技、高技术工业。

就像法国数学家Pierre-Simon de Laplace（1749-1827）在他经典著作《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1902年John Wiley & Son出版）中提到的法国彩票，经过长时间还没有被抽中的号码，一般赌徒会相信这些号码比其他号码更有可能在下一轮开彩中被抽中。

当然，这是“赌徒谬误”的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试试抛掷一枚硬币：当连续七八次硬币的正面朝上后，在下一次抛掷时，我们会直觉的认为，下一次应该会是“反面”了。但偏偏硬币朝下或朝上、每一次硬币的抛掷，都没有关联性、都是相互独立的，因为硬币不是人，它没有记忆力，更不会去决定下一次该朝上或下。所以无论这一次的的结果如何，下一次的概率还是相同的。

显然，我的“赌徒谬误”直觉，是错误的。因为就算没有换政府，马来西亚每隔一段时间换了部长（或首相），政策就会改变。

从国家的“人均研发支出”（Per Capita R&D Expenditure）来看，我国的118美元和其他科技大国的1500至2000美元之间，差很多。这些国家过去20年内提高了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比如2020年美国在研发上的支出达到708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45%，而马来西亚则一直徘徊在1%左右水平。

在也就是说，若我因为过去几十年因为国家没有增加研发支出，而期待国家在研发上的财政预算会大幅度增加，就是一种赌徒谬误的思维，因为每一次换了首相或部长，就如每一次硬币的抛掷，它们之间都没有关联性、都是相互独立的。这在大马，是个事实。

如果政府在博士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能提高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公共机构积极改善财务管理效率，博士人才面临的就业挑战将逐渐得到缓解，最终对国家发展带来好处。

但因为博士的研究领域非常狭窄，除了在大学或业界的研发部门从事研究，基本上博士就是一个无用之材。当然，愿意出重金聘请博士脑袋“跨领域”工作的公司，是少之又少。

所以说，目前在大马，“读博”其实就是“赌博”，其实就是用“赌徒谬误”的直觉，去赌一把大马未来会不会认真对待科研发展。

也因为如此，除非你真的很喜欢研究工作、很希望进入大学任教、很有自信和能力完成繁复高水平的思辨能力，千万别因为大学本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因为老师说你的成绩很好，而轻率的决定读博。

因为“读博”就是“赌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