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哪個政府執政,從財政狀況和實施時與目標的差異來看,津貼改制已經勢在必行。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在改制後這些資源將如何被運用於國家的發展,能否讓我國經濟受益以及如何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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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經濟部長拉菲茲在訪問中表示,隨著電費津貼改革的完成,政府將繼續研究如何優化現有的津貼機制,包括改善燃油津貼。這表明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將逐漸告別現行的全面補貼機制,轉向更具針對性的補貼機制。
換句話說,在我國經濟中,津貼改革並不是一個新課題,自2010年後,當討論如何改善財政赤字和國債問題時,就經常提到這個可能性。
因此,一個常見的問題是對津貼改革的必要性進行質疑。畢竟,我們的生活成本將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該改革的影響。即使中等收入群體能夠繼續享受津貼,他們也擔心商家會將不受津貼覆蓋的成本轉嫁給他們,從而面臨更高的生活成本。
那麼,導致津貼改革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都明白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既然津貼是來自政府,政府在津貼方面的開支自然是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考慮到我國公共交通系統覆蓋範圍有限且效率有待提高,大多數人都擁有私人交通工具並且數量逐年增加。這無疑導致與之相關的開銷急劇上升。
參考國家銀行提供的數據,我們可以發現津貼開支從1990年佔政府收入的1.67%逐步增長至2000年的7.8%,並在2010年達到14.47%。隨後在2015年以後,隨著油價下降,津貼開支比例從2014年的18%逐漸下降,並在2021年降至9.86%。然而,由於2022年地緣政治風險和俄烏衝突等因素導致各種商品價格上漲,該比例在去年激增至22.88%。這意味著政府財政已經不堪重負,改革已經成為必然而非選擇。
從1990年到2022年,政府收入增長了9倍,但津貼開支卻激增了135倍。如果我們不優化現有的津貼機制,恐怕財政赤字和國債償還問題將繼續惡化。特別是國債償還方面的開支近年來逐漸上升,已從2012年佔政府收入的9.4%上升至2022年的14.02%。當政府將收入用於對經濟帶來有限效果的開支,例如國債償還,這將擠壓其他方面的開支,如國家發展。這種趨勢在長期發展下將導致發展停滯,並進入惡性循環。
從理性的角度出發,我們希望在津貼改制後,政府能更高效地運用其資源來推動國家的長期發展,讓我國從中受益。
此外,有一種觀點認為將高收入群體從津貼名單中移除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為國家繳納了大量的稅收。例如,稅收局在5月份表示,在2022年時,85%的個人所得稅來自於高收入群體,即T20。難道他們不應該獲得回報嗎?這涉及到雙方對待問題的認知差異。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津貼應該是一種按需分配的機制,而不是根據付出比例來分配。因此,弱勢群體理應獲得更多的津貼支持。
然而,在去年5月份時,時任財政部長顯示,燃油津貼中有53%被T20群體獲得,相比之下,低收入群體,即B40,僅獲得其中的15%。這與政府的津貼政策目標大相徑庭。更不用說津貼油價引發的非法活動,例如走私和被他國居民盜用等情況。基於這些原因,前一屆政府也多次表示津貼改制勢在必行。
綜上所述,不論是哪個政府執政,從財政狀況和實施時與目標的差異來看,津貼改制已經勢在必行。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在改制後這些資源將如何被運用於國家的發展,能否讓我國經濟受益以及如何改善民生。這些才是決定改制是否合理和必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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