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訪安排在早上10時,“廖桑”廖慶松頭戴鴨舌帽現身,或站或坐,配合攝影拍照。配合6月3日舉行的臺馬中文電影交流會,廖慶松前一天才從臺灣飛抵吉隆坡,晚上又出席電影《悲情城市》映後座談至接近午夜。奔波了一天,怎料這位73歲的電影剪接大師說,夜裡回到飯店做運動,還若無其事地說“超慢跑”到撞牆才知道累,是時候睡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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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好照,送上一盒娘惹糕給廖慶松,其實是旅臺大馬導演廖克發越洋出的主意。兩人是師生,廖克發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菠蘿蜜》便是由廖慶松監製和剪輯,第一部紀錄片《不即不離》則是廖慶松在課堂上指導的片子。
“電影和孩子一樣,你生了這個孩子,但不能強迫它長成你想要的樣子,你要看見它,它就會長出自己的樣子。”從廖克發那兒打探到廖慶松的指教,問回當事人,發現這不僅是他剪片心法,進階下去其實在修煉人生。
剪輯師不是上帝,不是磨個刀就要去宰豬
廖慶松被譽為“臺灣新電影保姆”,在很多訪談中他都講過,臺灣電影新浪潮那15年左右,合作的導演從前門出去,他就從後門跑去書店。導演關注哪些議題,他就買那一方面的書來進修。結果讀了社會學、文學、古典詩詞等等,把書店各個部門都讀遍了。
在那之前,臺灣電影多半是“三廳”模式,場景環繞客廳、舞廳、咖啡廳講故事,越煽情越好。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開創了新畫風,“這些人把土地、把他的對環境的感覺、對社會的意見,都可以拍成電影。”廖慶松自認思想開放,讓他很快接受和加入新電影的行列,“文學可以變成電影,你的意見、看法也可以變成電影。”
後來,廖慶松又因和很多初出茅廬的新秀導演合作,有了另一個稱號,“臺灣新導演保姆”。又,2000年開始在研究所執教,很多新一代電影人都是他的學生。對他而言,教學就是第二次進修,因為身為老師有責任釐清很多事物,也要充分了解學生。這二十多年來教學相長,他形容成另外一個苦行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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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什麼?學習瞭解年輕人對現代環境的感覺,學會溝通。“年輕人不是你想像的,你討好他也不對,你限制他也不對,都不對了。”連如此資深的廖慶松都說,要了解年輕人,要有一種平等的心理。
“面對學生、電影,甚至人世間的所有狀態,我是‘無我論’,就是我並不把自己的觀念放進去。”廖慶松常對學生說,不要以為當剪接師就像上帝一樣,握有權力,好像磨個刀就要去宰豬。“那會很慘,你應該是很客觀,而且平等地去把它看清楚。” 如何客觀?以物觀物,把自己當作物體,而不是一個“我”去看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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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既是剪輯心法也是人生哲理
廖慶松說,導演、編劇拍戲拍到最後,跟自己想像的自然會有距離,而作為剪接師的他就是要客觀提醒導演,片子已經不是原本設想的樣子。所以對待片子,他說就像自己的孩子,不能強迫它長成你想要的樣子。放在真實人生,多少父母對兒女有一定的想像和期盼,而且非常嚴格監督。“當然我也不認為說這個是好像很錯誤的方式,但是它是很多方法裡面的一種方法而已,而且可能副作用還蠻大的。”
和廖慶松談教學,談與年輕人相處,談回剪片,又談到做人的道理,他用同一套哲理來回穿梭,聽的人一時不察這會兒是在說人生,還是說片子。但這應該就是廖慶松在剪接事業中修煉的人生,“其實就是《心經》,什麼色聲香味觸,面對所有類型的片子,剪接師要有一個本性,而這本性是不變的。”有了這個空無的心,可以穿越所有影片和狀態。反之,自己若抱持意識形態或者處於混亂時,怎麼也看不出一條路來。
到最後,“無我”是一種很嚴格的檢驗和判斷標準,也是一個人的修養。“也可以當成你的工具,當那種‘無我’修煉出來的時候,你有一把全世界最準的尺,到任何一個空間都不會改變。”
廖慶松說,完成創作需要嚴格判斷時,就需要這種心態。他也認為藝術家應有這種極端客觀來觀看自己,否則主觀只是在印證自己心中的對錯。
在壓制言論的環境中找尋縫隙
廖慶松和大馬電影人有緣,除了廖克發的《不即不離》和《菠蘿蜜》,他也是黃巧力導演《新村》的剪接師。說巧不巧,三部作品都含馬共元素,都無法通過馬來西亞電檢局審查。大馬人無緣觀看,廖慶松打趣說,“你去跟導演說,因為採訪廖桑,要寫報導,跟他們要來看。”
與大馬電影人結緣,多半是師生關係。他對大馬學生讚譽有加,覺得這幾年的表現越來越好,也會好奇詢問,“你們到底發生什麼事?”他從接觸到的馬來西亞學生身上找到和自己相近的感覺,至少環境很像——很壓制言論的狀態 。
廖慶松是戰後嬰兒潮一代,資源匱乏,競爭激烈,必須非常拼搏。直到80年代臺灣經濟轉型,人們也開始有土地認同,對社會議題的思考,那一代電影人自然想透過電影表達所思所想。可畢竟在戒嚴時期,言論和創作受到嚴格的審查和箝制。
談回馬來西亞面對電檢的問題,背後也有厚重國族歷史糾葛,局外人廖慶松認說,“也許需要《悲情城市》這種電影吧,一個導演用真的用非常穿透所有情感的力量,去拍一個全民都可以看的電影。”當政府擋不住,這個電影可能成為一個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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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水煮大象:用情感訴說對抗政府力量
《悲情城市》以臺灣二二八事件引發的白色恐怖為背景,1989年上映時臺灣剛剛解嚴2年。廖慶松說,當時很多憤怒派覺得電影拍得太溫柔,沒有用力去譴責白色恐怖。今年《悲情城市》以4K數位版重映,他觀察,經歷三十多年,觀眾更能用多元和包容的心態來看電影了。“以前是沒有感動的,哪有感動?他看到了就生氣,怎麼拍這麼溫柔?拍這些女孩子拍這些事要幹嘛?你們要控告誰?”
“他們不知道情感的力量才是更強的控訴。”廖慶松認為,極權國家用政府的力量控制時,用情感訴說來回應暴力,力量反而更強,觀眾更容易感同身受。導演侯孝賢正是用情感取代意識形態,從人跟環境的關係去說故事,就拍這些人的狀態,觀眾自然深受感動。“我覺得基本上是要感動,也許真的會找到烏雲中間的一個空隙,而且是發亮的金黃色。”
馬來西亞也有過不去的國族傷痛,馬共也好,五一三事件也罷,廖慶松從合作的電影作品中略知一二。他說,仇恨如果用仇恨解決,那只有永遠的仇恨,“再恨什麼東西,沒有愛是化解不了的,因為它本身就要出自一個善良的情感,才會化解。”
臺灣從戒嚴到解嚴走向民主化期間,電影也經歷被政府審查、刪減的過程,廖慶松是過來人。“它是一個環境,大家要一起去衝撞。”說起臺灣電檢,不得不提“削蘋果事件”。當時《兒子的大玩偶》中導演萬仁的〈蘋果的滋味〉遭密函檢舉,記者楊士琪義不容辭站出來報導事件。
回顧當時的衝撞,廖慶松說大夥有種自覺,“以前這條線不能過,現在可以踩線就好了就滿意了,甚至大家不要過度,然後下次再踩一點點……”面對溫水煮青蛙的當權者,他笑說,“煮回他,我們就溫水煮大象,可能會煮很久,但是象還是會痛到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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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小檔案】
臺灣資深剪接師,1973年入行,首部剪接作品是《汪洋中的一條船》。80年代遇上一眾年輕新導演楊德昌、侯孝賢、柯一正等,一同開啟臺灣“電影新浪潮”,被譽為“新電影保姆”。侯孝賢的御用剪接師,兩人合作超過40年,作品包括《風櫃來的人》《悲情城市》《最好的時光》《刺客聶隱娘》。2018年,獲頒金馬獎特別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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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设计师,你觉得会是什么?时尚?自由?还是活泼?这期【非常人物】的主角,是位自认为好奇心重的设计师。好奇心如何与设计挂钩?他又因好奇心有过怎样的独特体验?
现在,一起来认识设计师包益民吧~
报道:本刊特约 张佩莉
摄影:本报 黄安健
TEDx Petaling Street “跃”年会宣传照上的包益民西装笔挺,双手插裤袋,气场全开,尽显“国际知名设计师”、“亚洲华人创意教父”的精气神,不过,年会当天站在舞台上却是另一个判若两人的形象──两鬓斑白小平头,黑T恤黑长裤黑色帆布鞋,一派随兴。后来在场外专访时,他还随身拎着一个塞满杂物的环保袋,像邻家的大叔从隔壁家走过来。
在台上,他分享了自己过去30年的成功秘诀“BABABA:Believe in Action(相信行动)”,虽然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但部分内容至今言犹在耳:“减肥不成功,因为没有很想要减”,又以电影《Inception》盗梦者把想法植入人的潜意识作为比喻,阐述“当你目标明确,确信这是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时,才能全心全意投入其中”,这个比喻精准无比,力道十足。

包益民一直都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他曾经说过“前方有个旗子,就会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又说“我就是想从一个一般的人,变成最好的人”,读过世界最好的设计学院──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和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Center),曾任职世界顶尖的广告公司,30年来跨界广告、媒体、艺术、品牌管理、时尚设计、房产规划、AI等产业,他向宇宙下的订单,都一一显化。

只在见客时才穿得像个人
这天特别留意包益民的衣着,是因为知道他除了是设计创意人,还有另一个身分──时尚爱好者。
谈到当天的全身行头,他耸耸肩说从头到脚都是平价服饰,因为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喜欢穿着舒适,“因为今天要演讲,穿得还比较像个人,平时上班更随便,因为很少需要见客户。”顿了一顿,补充一句:“但我有好的衣服,真的要见客时才穿。”
因为穿了一身黑,左手手腕上那枚酒桶形表壳亮黄带的腕表也显得格外抢眼,一问之下,原来是时下明星、运动员和富豪争相收藏的瑞士品牌Richard Mille的自动腕表,以轻巧纤薄见称,“很轻,我蛮喜欢的。”他抬了一下手腕,淡淡说道。
他人生中的第一件奢侈品是意大利Armani的冬装外套,但却只穿了一天,忆及这桩往事,他莞尔笑了。

天生就对美好的事物特别喜欢
包益民的父亲是外交官,父母亲长驻国外,13岁时,他才跟着父亲到巴拿马生活。话说那一年他在巴拿马念完中学,准备到美国深造,临行时父亲塞了500美元给他,要他去买一件好的冬装外套。“一般人可能会花100块去买,因为30年前100块美元已经很多了,但我却笨笨的用500块买了一件Armani,结果穿了一天就拿去退,因为觉得太奢华,不实用,又觉得自己太年轻应该不适合穿Armani,所以就拿去退了,买了一件60块钱的冬装外套!”
至于为什么是Armani,“不是因为它是名牌,而是觉得它特别好。”他后来常常回想这件事,觉得自己似乎天生就对美好的事物特别喜欢,“看到好东西会很好奇,想要去摸,想要去看。”
毕业开始工作后,包益民才真正拥有人生中第一件名牌精品──川久保玲的冬装外套。“好像是3000块美金,几乎花掉所有的薪水,”但这件外套他一穿就是10年,那10年里,他就只有一件冬装外套,“每次穿,都觉得它是最好的,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的好看!”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渐渐明白到,设计人就应该对美乃至所有美好的事物有一份原始渴求和执著,借由切身体验,培养美感意识。
他说“设计是不需要读的”,“因为设计需要的是创作者本身对于生活的观察、对于生活每个环节的思考与沉淀。”他鼓励设计师多去体验不同的事物,因为“做设计,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与其说包益民喜欢时尚,倒不如说他喜欢品味美好的事物。“我喜欢的东西还蛮广的,车子、房子不能说换就换,但一些小东西,像家具、肥皂、牙刷等就比较容易,我第一个会先看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他说,要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并不容易,所以别具巧思的产品总是可以一秒抓住他的眼球。第一步是搜寻,第二步则是体验,做一个产品体验者,“这是一个never ending的搜寻过程,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找到最好的,而在于你一直想要搜寻更好的答案,到最后,它变成一个习惯,你会持续追寻更好的,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伙伴,你一切的一切,会不断进步,不断超越。”
在生活中,包益民很重视家的感觉,喜欢有设计感的房子。他是法国设计鬼才Philippe Starck的超级粉丝,位于台北的家,设计灵感就来自于Philippe Starck所设计过的酒店。至于车子,他喜欢Audi彻头彻尾的德国风格,认为“开什么样的车子”很重要,“要不我就不开车。”
还有戴手表,他很坦然地说道:“我其实长期以来是不戴手表的,因为我喜欢的手表,我买不起我就不戴了。那也是一种习惯,就是说,我心中最想要的东西,如果不能拥有,我宁愿不要其他的!”

从不讳言想要赚大钱
包益民曾经坦荡荡地宣称“绝不做穷设计师”,询及话中的深意时,他笑笑道:“就像我喜欢找跟别人不一样的牙刷、肥皂,我也喜欢谈一些别人不谈的事情,很明显的,设计师都不喜欢谈钱,所以我就故意去谈钱。”
他从不讳言想要赚大钱,只是,努力攒钱不是为了打造金山银山,而是为了可以体验高品质的生活,品味生活,感受生活。
他提高声调,理直气壮地:“我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我只是敢花,可是不代表不辛苦,所以花钱时,我会珍惜它换来的体验,因为我知道这些体验可以帮助我未来赚更多钱。当然不全是为了赚钱,钱只是让我有机会去体验更好的东西!”
他将话锋一转,侃侃而谈:“其实,体验不一定要花大钱,品味也不是靠金钱累积的,它需要花一点钱没错,可是不是绝对,你还是可以用一个比较省钱的方式去体验。譬如看歌剧,可以选下午没有人要看的场次;譬如一家很好的餐厅,吃一顿饭很贵,但喝一杯咖啡还是可以负担的;又譬如说我想去日本吃“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店,但很贵,我不想要付那个钱,所以我找了10个富豪一起陪我去吃,他们付钱,我带路。”
事实上,年轻时的他对金钱无感,直到疫情后才开始学习理财。他感慨地说道:“我以前从来不理财,也非常不喜欢存钱,对钱没有感觉。没钱了?好啊,我们再去攒钱,我认为钱是可以再攒回来的。我必须承认这是很大的缺点,疫情暴发时,我碰到很多困难,觉得储蓄其实还蛮重要的,才开始对金钱比较敏感。”
不好玩就不做了
包益民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也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2004年以自传形式出版《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他背部全裸、斜倚着靠垫摆出安格尔名画《土耳其宫女》中裸女的优雅姿势登上封面,令人侧目。封面出位,书名一针见血,书中写的则是他成长过程中的感触和体悟,发人深省,在台湾卖了3万本,登上诚品书店2005年销售量的“Top 100”。
说到底,包益民就是一个玩心很重的人,活到这把年纪了,依然不失玩心。“我喜欢快乐,喜欢玩,我把工作跟体验放在一起是因为好玩,不好玩我就不做了!”
玩心最重要的元素是好奇心,“我一直都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有好奇心,生命才会好玩,没有好奇心,就会变得很无聊。”
在吉隆坡逗留的那几天,他不但去了TRX商场,还趁上台演讲前的空档,在会场楼下的便利商店逛了一圈。
不过是一家很小的便利店,一览而尽,有什么好看的?他笑道:“就是好奇啊,马来西亚人吃什么样的泡面?这款口香糖为什么会在这里卖?为什么你们吃这样的冰淇淋?哪一款头痛药卖得最好?这里卖什么样的玩具?小孩玩这个玩具时在想什么?他得到了什么? ”
逛菜市场,他也一样可以逛很久,逛得津津有味,“我会看每一个摊位,心里想为什么要把菜这样子放,然后消费者得到了什么。”大多数时候,他会站在消费者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整个产业,以及整体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有些人不以为然——一把年纪了,什么东西没看过?!他哈哈笑道:“ 我就是好奇,没办法,我觉得失去好奇心的那一天 ,就是老的开始。”说完,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妥,又急急解释:“但没有关系,老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觉得我很幸运,不晓得为什么 ,我还蛮好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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