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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10/07/2023

非常人物

悲情城市

汪洋中的一条船

廖庆松

台湾剪辑师

剪辑师

台湾新电影保姆

剪辑心法

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 / 电影和孩子一样,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黄冰冰

约访安排在早上10时,“廖桑”头戴鸭舌帽现身,或站或坐,配合摄影拍照。配合6月3日举行的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廖庆松前一天才从台湾飞抵吉隆坡,晚上又出席电影《》映后座谈至接近午夜。奔波了一天,怎料这位73岁的电影剪接大师说,夜里回到饭店做运动,还若无其事地说“超慢跑”到撞墙才知道累,是时候睡觉休息。

6月2日《悲情城市》特别放映会,廖庆松(右)与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闻天祥出席映后座谈与观众交流。(取自摩尔娱乐脸书)
6月3日的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廖庆松主讲“电影的守门人:剪接心法与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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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好照,送上一盒娘惹糕给廖庆松,其实是旅台大马导演廖克发越洋出的主意。两人是师生,廖克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菠萝蜜》便是由廖庆松监制和剪辑,第一部纪录片《不即不离》则是廖庆松在课堂上指导的片子。

“电影和孩子一样,你生了这个孩子,但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你要看见它,它就会长出自己的样子。”从廖克发那儿打探到廖庆松的指教,问回当事人,发现这不仅是他剪片心法,进阶下去其实在修炼人生。

不是上帝,不是磨个刀就要去宰猪

廖庆松被誉为“”,在很多访谈中他都讲过,台湾电影新浪潮那15年左右,合作的导演从前门出去,他就从后门跑去书店。导演关注哪些议题,他就买那一方面的书来进修。结果读了社会学、文学、古典诗词等等,把书店各个部门都读遍了。

在那之前,台湾电影多半是“三厅”模式,场景环绕客厅、舞厅、咖啡厅讲故事,越煽情越好。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开创了新画风,“这些人把土地、把他的对环境的感觉、对社会的意见,都可以拍成电影。”廖庆松自认思想开放,让他很快接受和加入新电影的行列,“文学可以变成电影,你的意见、看法也可以变成电影。”

后来,廖庆松又因和很多初出茅庐的新秀导演合作,有了另一个称号,“台湾新导演保姆”。又,2000年开始在研究所执教,很多新一代电影人都是他的学生。对他而言,教学就是第二次进修,因为身为老师有责任厘清很多事物,也要充分了解学生。这二十多年来教学相长,他形容成另外一个苦行僧的过程。

过去,廖庆松被称为“新电影保姆”,如今则是“新导演保姆”。

学什么?学习了解年轻人对现代环境的感觉,学会沟通。“年轻人不是你想像的,你讨好他也不对,你限制他也不对,都不对了。”连如此资深的廖庆松都说,要了解年轻人,要有一种平等的心理。

“面对学生、电影,甚至人世间的所有状态,我是‘无我论’,就是我并不把自己的观念放进去。”廖庆松常对学生说,不要以为当剪接师就像上帝一样,握有权力,好像磨个刀就要去宰猪。“那会很惨,你应该是很客观,而且平等地去把它看清楚。” 如何客观?以物观物,把自己当作物体,而不是一个“我”去看事待。

面对学生、电影,甚至人世间的所有状态,廖庆松抱持“无我论”,以最客观的态度对待。

“无我”既是也是人生哲理

廖庆松说,导演、编剧拍戏拍到最后,跟自己想像的自然会有距离,而作为剪接师的他就是要客观提醒导演,片子已经不是原本设想的样子。所以对待片子,他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放在真实人生,多少父母对儿女有一定的想像和期盼,而且非常严格监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这个是好像很错误的方式,但是它是很多方法里面的一种方法而已,而且可能副作用还蛮大的。”

和廖庆松谈教学,谈与年轻人相处,谈回剪片,又谈到做人的道理,他用同一套哲理来回穿梭,听的人一时不察这会儿是在说人生,还是说片子。但这应该就是廖庆松在剪接事业中修炼的人生,“其实就是《心经》,什么色声香味触,面对所有类型的片子,剪接师要有一个本性,而这本性是不变的。”有了这个空无的心,可以穿越所有影片和状态。反之,自己若抱持意识形态或者处于混乱时,怎么也看不出一条路来。

到最后,“无我”是一种很严格的检验和判断标准,也是一个人的修养。“也可以当成你的工具,当那种‘无我’修炼出来的时候,你有一把全世界最准的尺,到任何一个空间都不会改变。”

廖庆松说,完成创作需要严格判断时,就需要这种心态。他也认为艺术家应有这种极端客观来观看自己,否则主观只是在印证自己心中的对错。

在压制言论的环境中找寻缝隙

廖庆松和大马电影人有缘,除了廖克发的《不即不离》和《菠萝蜜》,他也是黄巧力导演《新村》的剪接师。说巧不巧,三部作品都含马共元素,都无法通过马来西亚电检局审查。大马人无缘观看,廖庆松打趣说,“你去跟导演说,因为采访廖桑,要写报导,跟他们要来看。”

与大马电影人结缘,多半是师生关系。他对大马学生赞誉有加,觉得这几年的表现越来越好,也会好奇询问,“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从接触到的马来西亚学生身上找到和自己相近的感觉,至少环境很像——很压制言论的状态 。

廖庆松是战后婴儿潮一代,资源匮乏,竞争激烈,必须非常拼搏。直到80年代台湾经济转型,人们也开始有土地认同,对社会议题的思考,那一代电影人自然想透过电影表达所思所想。可毕竟在戒严时期,言论和创作受到严格的审查和箝制。

谈回马来西亚面对电检的问题,背后也有厚重国族历史纠葛,局外人廖庆松认说,“也许需要《悲情城市》这种电影吧,一个导演用真的用非常穿透所有情感的力量,去拍一个全民都可以看的电影。”当政府挡不住,这个电影可能成为一个缝隙。

《悲情城市》由侯孝贤指导,廖庆松剪接,是第一部涉及敏感议题二二八事件的电影,于台湾影史有重大意义。图为廖庆松亲笔签名。

温水煮大象:用情感诉说对抗政府力量

《悲情城市》以台湾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白色恐怖为背景,1989年上映时台湾刚刚解严2年。廖庆松说,当时很多愤怒派觉得电影拍得太温柔,没有用力去谴责白色恐怖。今年《悲情城市》以4K数位版重映,他观察,经历三十多年,观众更能用多元和包容的心态来看电影了。“以前是没有感动的,哪有感动?他看到了就生气,怎么拍这么温柔?拍这些女孩子拍这些事要干嘛?你们要控告谁?”

“他们不知道情感的力量才是更强的控诉。”廖庆松认为,极权国家用政府的力量控制时,用情感诉说来回应暴力,力量反而更强,观众更容易感同身受。导演侯孝贤正是用情感取代意识形态,从人跟环境的关系去说故事,就拍这些人的状态,观众自然深受感动。“我觉得基本上是要感动,也许真的会找到乌云中间的一个空隙,而且是发亮的金黄色。”

马来西亚也有过不去的国族伤痛,马共也好,五一三事件也罢,廖庆松从合作的电影作品中略知一二。他说,仇恨如果用仇恨解决,那只有永远的仇恨,“再恨什么东西,没有爱是化解不了的,因为它本身就要出自一个善良的情感,才会化解。”

台湾从戒严到解严走向民主化期间,电影也经历被政府审查、删减的过程,廖庆松是过来人。“它是一个环境,大家要一起去冲撞。”说起台湾电检,不得不提“削苹果事件”。当时《儿子的大玩偶》中导演万仁的〈苹果的滋味〉遭密函检举,记者杨士琪义不容辞站出来报导事件。

回顾当时的冲撞,廖庆松说大伙有种自觉,“以前这条线不能过,现在可以踩线就好了就满意了,甚至大家不要过度,然后下次再踩一点点……”面对温水煮青蛙的当权者,他笑说,“煮回他,我们就温水煮大象,可能会煮很久,但是象还是会痛到跑掉!”

“我们就温水煮大象!”廖庆松从大马学生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相似的经历,而他们那一代人是一点点踩线,慢慢冲撞当权者。

【廖庆松小档案】

台湾资深剪接师,1973年入行,首部剪接作品是《》。80年代遇上一众年轻新导演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一同开启台湾“电影新浪潮”,被誉为“新电影保姆”。侯孝贤的御用剪接师,两人合作超过40年,作品包括《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2018年,获颁金马奖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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