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恆／《奪命護理師》詭譎莫測的白衣死神
觀看丹麥劇《奪命護理師》（The Nurse）時，正好是加護病房的執勤期，深感現實中醫護人員要想傷害病人，其實遠比戲劇來得容易。各類強心劑、生理鹽水和藥物皆為透明液體，有心人可以混合使用；呼吸器的設定高深精密，稍稍調整亦可傷人於無形；搶救過程如果稍有怠惰，即可為病人的病情帶來根本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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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殺人案”（Medical Homicide）並非孤例，只要上網一搜，即能得出全球各地的聳動標題──“俏護士連續殺7嬰留詭異字條”、“不忍病人受苦，荷蘭護士殺24新冠病人”、“安省護士殺害養老院8名老人”等。醫療殺人案比一般謀殺案更難偵辦，因牽涉複雜的醫療倫理。很多時候，病人已經病入膏肓，其死亡會被視為理所當然；醫護人員擁有專業知識，不少殺人案至多隻被定性為判斷錯誤，而非蓄意謀殺。以《奪》的劇情為例，由於此類案件很難引起關注，所以每當警方想要開檔調查，很多死者早已火化，死無對證。
《奪》講述資淺護士Pernille到一家醫院任職，與學姐Christina相處一段時日以後，赫然發現Christina是殺人魔的驚悚故事。《奪》向觀眾呈現這名護士如何濫用他人予以的信任逞兇，為病患注入嗎啡和地西泮。只要她值的夜班，總是發生各類緊急狀況。即使是其他同事，也不過認為Christina的運氣較差，把她的夜班笑稱為“Christina’s shift”。後來Pernille發現事有蹊蹺，向上級反映，反而被標籤為善妒的後輩。
護士為什麼想要殺人？
為了更深入理解醫療殺人案，我觀看以著名的“查爾斯‧庫倫（Charles Cullen）案件”改編的美國電影《良心護士》（The Good Nurse）。查爾斯的作案手法和Christina大同小異，他把胰島素和地高辛以針筒注入生理鹽水，悄無聲息地殺害病人。查爾斯16年來輾轉9家醫院，雖然各家醫院對他早有懷疑，卻為了大事化小而僅僅以行政理由將之辭退。直到電影中的警探企圖揭發案情，還受到政府單位的掣肘和醫院的故意拖延。官官相護的作風，讓更多無辜病人受害。
迴歸這兩部作品的討論，我認為兩者皆不是成功的懸疑劇，因為兇手及其幹案手法早已昭然若揭。更遺憾的是，兩部作品都沒有深入探討兇手的殺人動機與心理。我需要從另一部討論查爾斯‧庫倫案件的紀錄片《追緝殺人護士》（Capturing the Killer Nurse）方知查爾斯自幼被欺負，被邊緣化，於是對社會有報復心態。而《奪》中的殺人魔Christina則刻畫得更加片面，只是被懷疑具有戲劇性人格，渴望關注，卻沒有賦予屬於她的聲音。
醫療決定的責任
我原也期待兩部劇的審案過程，若能在控辯雙方的辯論過程探討醫學倫理，包括安樂死及病患臨終的醫療意願，將使作品更具深度。紀錄片中，查爾斯如此自辯：“我不忍心看他們受苦，所以才殺了他們。”《奪》的Christina亦喜歡向Pernille強調，急診室是戰場，護士可以越權，自行下醫療決定，大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意。單憑這幾句剖白，即能深入探究所謂受苦的定義與程度、醫護權限、病人親屬和醫療人員在做出醫療決定時的協商智慧。
《奪》當中的事發醫院位於丹麥較落後的地區，院方行政管理欠善、法律不保障貧苦人民，才讓Christina有機會草菅人命。政經地位滯後，是否更容易促成“父權模式醫患關係”（paternalistic model）[1]，《奪》亦著墨不多。
劇組避重就輕，沒有挑起衝突，於是失去化解的機會。因為“醫療殺人案”而高喊“削弱醫療人員的權利”的口號過於武斷，制定一個造福醫患兩造的方案才是上策。以馬來西亞為例，嗎啡作為危險藥物法令管控下的藥品，哪怕是醫療使用也受到嚴格監管。擴而言之，兩部作品中有關配藥室的紕漏、醫療人員的精神健康和欠缺透明的院內審查機制，皆是全球醫療機構不可輕視的前車之鑑。
[1]掃描二維碼瞭解 Emanuel, E. and Emanuel, L.（1992）針對“醫病關係”提出4種模式，分別是：父權模式、資訊提供模式、詮釋模式及審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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