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运动／03】不吃瓜看#MeToo，不吃瓜报道#MeToo

“#MeToo的本质，他们（幸存者）在讲述的时候其实背后经历非常多挣扎、害怕、创伤，难得找到机会把事情吐出来，就是趁着一个势，大家都有关注和同理的时候。”邓婉晴认为，媒体报道时其实应该要抓住这些要点。

《媒体的界限：性与暴力的传播学研究》中引用香港社会学家蔡玉萍的观点，#MeToo运动有4大特色，包括幸存者具名指控，且为言论负责；以媒体、社交媒体为发声平台；在体制外寻求正义，借着集体不断地讲述，撑开讨论空间 ；没有组织撑腰，全靠个人自发自我揭露。

然而，我们在很多#MeToo的当地或本地新闻中难能看到这些脉络，尤其当#MeToo延烧到娱乐圈，报道更是娱乐化。邓婉晴以艺人黄子佼、黑人陈建州的事件为例，焦点都放在这些被指控者身上，更进一步去追踪他们身边的人，而原本控诉被性骚扰的幸存者好像变成没有脸孔，消失了。

邓婉晴明白，这些幸存者的知名度相对不够高，媒体很容易就把镁光灯转向被指控的名人，而且这也是一种施压，要他们回应。“可是当报道的比例严重失衡，过度娱乐化之后，其实会让这些证词的重量消散掉。”

此外，用非常刺激感官的方式书写新闻或呈献画面，大量且持续绘声绘影的描述，很容易让人感到麻木。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又在看到以#MeToo为标题的新闻时，心中是否已经无感，感受不到幸存者自白的痛苦，也感受不到加害者利用权势压迫，甚至觉得不过又是一则指头轻轻就刷过的新闻。

如何报道才不跟风吃瓜？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报道#MeToo运动？加害与受害两方等比例的报道就是平衡报道吗？

邓婉晴不这么认为，因为退一步用更广的视角检视整个社会制度和结构，#MeToo运动之所以形成便是因为社会长期以来在强暴文化、强暴迷思下，导致幸存者难以开口。“平衡报道其实不足以突出这些在权力不平等下弱势集体发声的重量。”意即，本质上一个个#MeToo个案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上，加害与被害双方的同等量报道，就像在失衡的天秤两端加上同等重量的砝码，天秤依旧失衡。

经过2017年美国、2018年韩国以及现在在台湾风起云涌的#MeToo运动，马来西亚媒体除了当作国际或娱乐新闻报道，还能怎么做？

“如果去做一些除了转载以外的努力，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邓婉晴举例，拿本地过往的案件重新梳理，那或许可以把讨论#MeToo的重点放回到本地脉络。我们都知道，本地其实也有性骚扰案，也曾有小规模的#MeToo，宗教司Ebit Lew的性骚扰案件也正在审理。“可是整个月来没有媒体去做这样的串联，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它就变成一窝蜂地去吃瓜。”

同理还是猎奇？性暴力案件该如何报道？

2020年7月，马来亚大学一名女学生在学生组织陪同下前往警局报案，指校方冷待副教授性骚扰案，因此报警要求警方彻查。《当今大马》前记者黄凯荟记得，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前线记者日常，临时被委派前往采访记者会，到现场才知内容与性骚扰有关。

女生念着事前准备好的英语讲稿陈述案情，黄凯荟说，记者们也像日常访问政治人物那样，不清楚的就再追问清楚。一家华语电视台后来要求事主以华语复述案情，另一家电视台见状，又再要求事主复述一次。 当时也有资深记者要求事主，“你一定要具名，不然我们怎么写？”

黄凯荟后来反思，要求复述、具名其实都是记者惯性，但这是一起性骚扰案件，“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多想一步，可能会发现你可以不需要这个华文的bite（原声片段）。”她认为，政治人物是民众票选出来的，接受媒体的检视，可是眼前的事主并不是。

然而，问及性暴力事件该怎么报道？黄凯荟又不认为要制定一道清晰标准的SOP（标准作业流程）或僵化的规定。她说，媒体有能力去影响社会，同时被社会影响着，关键在于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媒体怎样对自己的力量，以及对社会现有的运作保持知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采访或写新闻的时候，你是在成为一个助力还是阻力？”

性暴力新闻采写困难，因为稍微不当，很容易加深性别刻板印象和权力不对等。黄凯荟考量的是，是否具名控诉、指名对方，以及细节要写到什么程度。“因为性骚扰就跟性、情欲有关，副教授的动作、讲了什么，这些细节重不重要？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要写？”细节写不写，没有一定。她思考的是写出细节能应对部分质疑，把严重程度说清楚，这个细节就有用，而不是像写一篇黄色新闻。

指名对象与否，媒体也可以有自己的考量，包括担心被利用来中伤、相信无罪推定、担心被告等。同样的，她认为这也不是能有一套标准规定的。

什么力量让她走完所有申述程序……

后来，黄凯荟联系上这名女生，又写了两篇专题报道。“我觉得这个案例有点不一样。”她说，很多人多少经历过性骚扰、性试探，甚至是性侵，但会走完所有申述程序，包括校内管道、报警还开记者会，好像只有这名女生。“她展现某种能量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所以我有点好奇这个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报警时，警察问了“为什么你没有马上反抗？”女生告诉黄凯荟，换作是一年前，她可能会在现场崩溃。然而从事发到报案的一年间，她去进修了性别课程，朋友也给她正确观念，理解社会可能有什么迷思和误解。这些准备，让她能够相对冷静地回答，因为当下很紧张，处在恐惧里，所以没有办法反抗。“我觉得可贵的是这些，她在过程中为自己培力（Self-empower）。”

脸书公开就能报道？别再替幸存者做选择

另外，#MeToo运动之后很多人都在社交平台书写经历。黄凯荟认为，幸存者在个人空间诉说经验是他／她的表达方式，有他／她的表达对象和叙事逻辑。这与一个人开记者会对着记者说，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场景设定。

“我觉得在性骚扰案里面，我们需要回到让那个幸存者有最大的决定权。”黄凯荟强调，“意思是说，我写一个公开贴文不代表媒体可以拿去转载，随便下标，随便撷取一些精华，然后重新包装成新闻。”

6月28日，本地一名讲师在脸书写下留学时期被性骚扰的经历，本地媒体在没知会的情况下整理成报道，还加上他任职的单位及照片。

黄凯荟认为，性骚扰或性侵就是因为违反了那个人的意愿去施做，才构成侵害。他／她后来决定去诉说，其实是化被动为主动，夺回决定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我觉得那个诉说的价值在这，也是疗愈的一部分。”

媒体在不经同意下将贴文报道出来，在黄凯荟看来，又是一次剥夺当事人的意愿，去“帮”他做决定。也许媒体认为，帮助当事人写出报道可以把事情告诉更多人，但她提醒还是要小心处理，毕竟当事人在脸书书写和站出来开记者会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所以还是回到最开始讲的，它（性暴力案件采写）没有一个完全死板的SOP（标准作业程序）。”黄凯荟说，“还是那个，媒体工作者要有知觉……嗯……不要麻木。”

相关文章：
【#MeToo运动／01】#MeToo运动的天时地利人和──怎样的社会才能够接住幸存者的自白？
【#MeToo运动／02】#MeToo运动的后坐力——人人自危、性别对立

延伸阅读：
【传统媒体生死大哉问／01】阅听众：摄取资讯和知识的心从来不变
【传统媒体生死大哉问／02】主流媒体很重要，但好记者是需“养”出来的
【传统媒体生死大哉问／03】媒体转型，确立定位，赢得读者忠诚度
【传统媒体生死大哉问／04】要读新闻就要掏钱──转型网络，如何让读者愿意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