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運動／03】不吃瓜看#MeToo，不吃瓜報道#MeToo

“#MeToo的本質，他們（倖存者）在講述的時候其實背後經歷非常多掙扎、害怕、創傷，難得找到機會把事情吐出來，就是趁著一個勢，大家都有關注和同理的時候。”鄧婉晴認為，媒體報道時其實應該要抓住這些要點。

《媒體的界限：性與暴力的傳播學研究》中引用香港社會學家蔡玉萍的觀點，#MeToo運動有4大特色，包括倖存者具名指控，且為言論負責；以媒體、社交媒體為發聲平臺；在體制外尋求正義，藉著集體不斷地講述，撐開討論空間 ；沒有組織撐腰，全靠個人自發自我揭露。

然而，我們在很多#MeToo的當地或本地新聞中難能看到這些脈絡，尤其當#MeToo延燒到娛樂圈，報道更是娛樂化。鄧婉晴以藝人黃子佼、黑人陳建州的事件為例，焦點都放在這些被指控者身上，更進一步去追蹤他們身邊的人，而原本控訴被性騷擾的倖存者好像變成沒有臉孔，消失了。

鄧婉晴明白，這些倖存者的知名度相對不夠高，媒體很容易就把鎂光燈轉向被指控的名人，而且這也是一種施壓，要他們回應。“可是當報道的比例嚴重失衡，過度娛樂化之後，其實會讓這些證詞的重量消散掉。”

此外，用非常刺激感官的方式書寫新聞或呈獻畫面，大量且持續繪聲繪影的描述，很容易讓人感到麻木。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感？又在看到以#MeToo為標題的新聞時，心中是否已經無感，感受不到倖存者自白的痛苦，也感受不到加害者利用權勢壓迫，甚至覺得不過又是一則指頭輕輕就刷過的新聞。

如何報道才不跟風吃瓜？

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報道#MeToo運動？加害與受害兩方等比例的報道就是平衡報道嗎？

鄧婉晴不這麼認為，因為退一步用更廣的視角檢視整個社會制度和結構，#MeToo運動之所以形成便是因為社會長期以來在強暴文化、強暴迷思下，導致倖存者難以開口。“平衡報道其實不足以突出這些在權力不平等下弱勢集體發聲的重量。”意即，本質上一個個#MeToo個案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上，加害與被害雙方的同等量報道，就像在失衡的天秤兩端加上同等重量的砝碼，天秤依舊失衡。

經過2017年美國、2018年韓國以及現在在臺灣風起雲湧的#MeToo運動，馬來西亞媒體除了當作國際或娛樂新聞報道，還能怎麼做？

“如果去做一些除了轉載以外的努力，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東西出來。”鄧婉晴舉例，拿本地過往的案件重新梳理，那或許可以把討論#MeToo的重點放回到本地脈絡。我們都知道，本地其實也有性騷擾案，也曾有小規模的#MeToo，宗教司Ebit Lew的性騷擾案件也正在審理。“可是整個月來沒有媒體去做這樣的串聯，我覺得是很可惜的，它就變成一窩蜂地去吃瓜。”

同理還是獵奇？性暴力案件該如何報道？

2020年7月，馬來亞大學一名女學生在學生組織陪同下前往警局報案，指校方冷待副教授性騷擾案，因此報警要求警方徹查。《當今大馬》前記者黃凱薈記得，那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前線記者日常，臨時被委派前往採訪記者會，到現場才知內容與性騷擾有關。

女生念著事前準備好的英語講稿陳述案情，黃凱薈說，記者們也像日常訪問政治人物那樣，不清楚的就再追問清楚。一家華語電視臺後來要求事主以華語複述案情，另一家電視臺見狀，又再要求事主複述一次。 當時也有資深記者要求事主，“你一定要具名，不然我們怎麼寫？”

黃凱薈後來反思，要求複述、具名其實都是記者慣性，但這是一起性騷擾案件，“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如果你多想一步，可能會發現你可以不需要這個華文的bite（原聲片段）。”她認為，政治人物是民眾票選出來的，接受媒體的檢視，可是眼前的事主並不是。

然而，問及性暴力事件該怎麼報道？黃凱薈又不認為要制定一道清晰標準的SOP（標準作業流程）或僵化的規定。她說，媒體有能力去影響社會，同時被社會影響著，關鍵在於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媒體怎樣對自己的力量，以及對社會現有的運作保持知覺。“意思就是說，我們在採訪或寫新聞的時候，你是在成為一個助力還是阻力？”

性暴力新聞採寫困難，因為稍微不當，很容易加深性別刻板印象和權力不對等。黃凱薈考量的是，是否具名控訴、指名對方，以及細節要寫到什麼程度。“因為性騷擾就跟性、情慾有關，副教授的動作、講了什麼，這些細節重不重要？為什麼要寫？為什麼不要寫？”細節寫不寫，沒有一定。她思考的是寫出細節能應對部分質疑，把嚴重程度說清楚，這個細節就有用，而不是像寫一篇黃色新聞。

指名對象與否，媒體也可以有自己的考量，包括擔心被利用來中傷、相信無罪推定、擔心被告等。同樣的，她認為這也不是能有一套標準規定的。

什麼力量讓她走完所有申述程序……

後來，黃凱薈聯繫上這名女生，又寫了兩篇專題報道。“我覺得這個案例有點不一樣。”她說，很多人多少經歷過性騷擾、性試探，甚至是性侵，但會走完所有申述程序，包括校內管道、報警還開記者會，好像只有這名女生。“她展現某種能量是我之前沒有見過的，所以我有點好奇這個人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報警時，警察問了“為什麼你沒有馬上反抗？”女生告訴黃凱薈，換作是一年前，她可能會在現場崩潰。然而從事發到報案的一年間，她去進修了性別課程，朋友也給她正確觀念，理解社會可能有什麼迷思和誤解。這些準備，讓她能夠相對冷靜地回答，因為當下很緊張，處在恐懼裡，所以沒有辦法反抗。“我覺得可貴的是這些，她在過程中為自己培力（Self-empower）。”

臉書公開就能報道？別再替倖存者做選擇

另外，#MeToo運動之後很多人都在社交平臺書寫經歷。黃凱薈認為，倖存者在個人空間訴說經驗是他／她的表達方式，有他／她的表達對象和敘事邏輯。這與一個人開記者會對著記者說，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場景設定。

“我覺得在性騷擾案裡面，我們需要回到讓那個倖存者有最大的決定權。”黃凱薈強調，“意思是說，我寫一個公開貼文不代表媒體可以拿去轉載，隨便下標，隨便擷取一些精華，然後重新包裝成新聞。”

6月28日，本地一名講師在臉書寫下留學時期被性騷擾的經歷，本地媒體在沒知會的情況下整理成報道，還加上他任職的單位及照片。

黃凱薈認為，性騷擾或性侵就是因為違反了那個人的意願去施做，才構成侵害。他／她後來決定去訴說，其實是化被動為主動，奪回決定權，根據自己的意願做出選擇。“我覺得那個訴說的價值在這，也是療愈的一部分。”

媒體在不經同意下將貼文報道出來，在黃凱薈看來，又是一次剝奪當事人的意願，去“幫”他做決定。也許媒體認為，幫助當事人寫出報道可以把事情告訴更多人，但她提醒還是要小心處理，畢竟當事人在臉書書寫和站出來開記者會是完全不同的狀態。

“所以還是回到最開始講的，它（性暴力案件採寫）沒有一個完全死板的SOP（標準作業程序）。”黃凱薈說，“還是那個，媒體工作者要有知覺……嗯……不要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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