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政.“漢奸”的迷思

西方人對這些“通敵者”，倒是分得很清楚，他們是否有罪，應該由司法體系說了算，所以他們才有冗長的法律審判程序，要有證據證明才能定罪。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西方史學界已經研究得十分透徹，實況錯綜複雜，灰色地帶太多，絕非歷史劇那樣黑白分明，正邪不兩立。

看回我們的歷史教育，尤其是對模糊不清的“漢奸”部分，還不足以達到心平氣和、客觀看待的地步。講到“漢奸”，很多人一定先入為主，參雜了許多個人的主觀情緒和政治態度。

我們固然不能寬容那些真正窮兇惡極的幫兇，但最起碼要做到“歷史地對待歷史”，那就是把一切放回歷史的脈絡和情境之中，看事情的出現，看人的轉變。

一直到今天，我們華人社會，別說超越和擺脫，連理性討論“漢奸”歷史的空間也沒有。在多元種族的社會里，不同種族組成的不同政黨，在捍衛各自族群利益的政治博弈中，很難避免充滿矛盾張力、有退有進、有得有失的談判過程。

失望的是，以華人為主的政黨，往往在華人權益方面，陷入意氣之爭的口水戰，每當種族課題湧現，最常見的情況，就是互相往對方套“漢奸”帽子、互指對方出賣華族權益，逼到大家都沒妥協的迴旋餘地，面子問題弄到大家必須不斷裝強硬，一退讓就被指責軟弱，而且往往吵到最後，問題依然存在，沒有解決，甚至還會嚴重惡化。

反觀經歷過殘酷二戰的西方國家，他們懂得區分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通敵者”是否有罪，要經過嚴格的司法程序去處理；在歷史教育的層面上，對“通敵者”歷史敘述，也要儘量客觀，不能只傳授一堆抽象的愛國原則，和提供完美的英雄人物典範和反面教材而已，還要給出一些複雜的情境，讓學生思考怎樣在現實的環境下，尤其是在黑白不清、異常艱苦的環境下明智地行動，把道德原則應用在實踐層面。

如果我們還一直沉溺在浮躁膚淺、殺氣騰騰、蠻不講理、過度簡化、動不動套政敵“漢奸”帽子，在這種劣質政治文化裡不斷惡鬥輪迴，對於打造一個具有理性思辨的公民素養的公共空間，根本沒有幫助。

如果我們一直無法超越“漢奸”的迷思，我們永遠就是一個無法成熟的幼稚民族。柏楊說的五千年醬缸文化，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