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米兰·昆德拉】王晋恒 / 生命轻重、媚俗与记忆的最后叩问
米兰·昆德拉是捷克裔法国籍作家，7月11日因久病逝世，享年94岁。1984年发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但除了这本，昆德拉还有很多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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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去世了。回顾生平，他曾获多项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并曾在上个世纪于许多国家掀起“昆德拉热”。莫言评价昆德拉：“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儿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米兰·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而他想要借小说发现的是人的“存在地图”和“人类形形色色的可能性”。昆德拉借许多哲学观念推进小说人物的思考和行动。读者常常会读到作者现身发表哲思的身影。学者李凤亮：“读昆德拉的小说，读者往往会陷入这样的幻想，即不知道是哲学入侵了昆德拉的小说，还是昆德拉的小说演说了哲学。”昆德拉的小说和哲学密不可分，他引用犹太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来阐释小说是一门“作为上帝笑声而生的艺术，其本质并非屈从于意识形态的确信态度，而是去反对它。”然而，昆德拉同时认为，小说艺术和哲学还是有区别的，“在小说的领土，我们不会说出肯定的话，这里是属于游戏和假设的领土。所以，小说式的沉思从本质上就是质问的，假设的。”
读昆德拉的小说，难就难在理清其中设计的概念和文字定义。他说：“小说首先是建立在若干基本字词的基础之上。”为了精准定义某些词条，他甚至为自己的小说撰写了类似“昆德拉辞典”的〈七十三个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辨证了轻／重、灵／肉等哲学概念。小说由尼采的“永劫循环”（Eternal Return）向读者抛掷一个问题：如果此生经历的悲欢在下一世，下下一世再度循环，这种生命叫人沉重得难以负荷；然而，只活一次的人生，岂非轻盈得难以承受？——所有发生过的战争，以及其带走的无数生命仿佛史册上的青烟——“与希特勒的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故事主人公托马斯是外科医生，手术是其生命之重；对待感情，他却喜欢投入到不用负责任的“性友谊”，这便是他的生命之轻。他抵抗所有幻化成沉重责任的一切。直到认识了特蕾莎，托马斯却无可救药地陷入“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的沉重心境。之后托马斯因为得罪共产党而遭遇解职，小说于是借着托马斯的人生变化，与在两个不同生命状态的情人（特蕾莎和萨比娜）的周旋，引领读者进入文本的思维境况，探索生命轻与重的变化。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出了“媚俗”（kitsch）的概念。“媚俗”向来有诸多解释，但昆德拉认为“媚俗并不是单纯由坏品味所造成的作品”。对媚俗的探讨，小说以“上帝是否排遗”作为切入口——粪便与上帝是不能掺和在一起的，但是基督教人类学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了人类。两个说法只有其中一个成立。所以媚俗，是对粪便的全盘否定。
香港青年作家任弘毅：“昆德拉的时代，媚俗的目标就变成了一切个体意志。政权通过这种‘媚俗’来消灭个体的差异，使全部人跟从同一种审美、在同一种价值体系中生活，并牢牢拥护之。”一如小说人物萨比娜内心对共产主义的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世界所穿戴的漂亮面具，即是媚俗。米兰·昆德拉强调自己不是左翼，不是右翼，而是一位小说家。对于媚俗文化的批判，从来不仅限于集体主义的共产国家。多年以后，萨比娜在美国和参议员兜风，看着快乐奔跑的孩子和青青草地，参议员发出快乐的感慨，令萨比娜想起那个高高在上的共产领导，竟和眼前的美国议员无异。“媚俗而引起的情感必须能让最大多数人来分享”，媚俗无所不在，我们无处可逃。
◢成为历史见证的那顶帽子
昆德拉有句名言：“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一如《1984》所写的：“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为了巩固政权，篡改历史成为许多当政者的必要步数。《笑忘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1948年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发表演说，天气很冷，身边的克莱门蒂斯将自己的帽子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后来，克莱门蒂斯因为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决定让他从所有图片中消失，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但那顶帽子却没被删去，成了历史的见证。
“笑”与“忘”是此书的两大基石。昆德拉说，扼结乐思忒、对于既成观念的不思考、媚俗是三头侵害艺术的野兽。而扼结乐思忒，是希腊文，意思是：不笑的人，“他们相信真理是清晰的，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应该是相同，相信自己和心理所想到的自己一模一样。”昆德拉擅长创作“通俗笑剧式”的小说，比如《好笑的爱》和《赋别曲》，企图结合沉重的问题和轻盈的形式。
与昆德拉对谈时，克里斯蒂安·萨尔蒙曾简单归类昆德拉的小说风格为“通俗笑剧”和“复调小说”两大类。复调小说脱胎自复调音乐（Polyphony），多重声部完美结合又保持独立。昆德拉精心安排小说的构连（articulation）——一部小说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分成几个章节，章节再细分成段落。比如《笑忘录》7个篇章原可以分成7部独立小说来写，但他却拒绝，深怕捕捉不到“现代世界里存在的复杂性”。他说：“一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关于结构艺术的对话〉这篇访谈录，昆德拉娓娓道来其在《笑忘录》、《生活在他方》等小说中精心调整的快慢板，并以音乐大家贝多芬、肖邦的名作为对照，找到两个艺术门类在节奏上的共通性。
◢小说和极权，互不相容？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无疑是复杂的。世界正经历着“令人晕眩的简化过程。”于是，小说的复杂精神更显可贵，他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像得来得复杂。”昆德拉强调，小说和极权是互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远比异议分子与当朝人物、人权斗士和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还要深远。小说世界的暧昧性与基于唯一真理的世界是用不同材料捏出来的。
借着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我们认知到人类行为的无因果性，无法计算，甚至神秘的面向。我们都是抛掷到这个地球上的。昆德拉说：“生活是一个陷阱，关于这个，人们从过来就知道：我们不曾提出要求就被生下来，被关在一个我们不曾选择并且注定要死去的躯体里。”对比理性主义建基的句子“nihilest sine rationale”（没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昆德拉的小说提出“sinerationale”——不具理性，在小说里，因果关系被打断，“思想在无所事事的甜美自由里游荡”。大师离世之际呼吁重读其著作，自是媚俗的表现之一。然而，在这个迷茫的时代，更有重读昆德拉之必要，我们借小说的叙事，再度叩问个体生命与历史、记忆和世界的深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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