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米蘭·昆德拉】王晉恆 / 生命輕重、媚俗與記憶的最後叩問
米蘭·昆德拉是捷克裔法國籍作家，7月11日因久病逝世，享年94歲。1984年發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他一生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但除了這本，昆德拉還有很多值得一讀再讀的經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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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去世了。回顧生平，他曾獲多項重要的國際文學獎，多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影響了一代人，並曾在上個世紀於許多國家掀起“昆德拉熱”。莫言評價昆德拉：“小說中的諷刺有一點兒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味道。”
米蘭·昆德拉認為，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而他想要借小說發現的是人的“存在地圖”和“人類形形色色的可能性”。昆德拉借許多哲學觀念推進小說人物的思考和行動。讀者常常會讀到作者現身發表哲思的身影。學者李鳳亮：“讀昆德拉的小說，讀者往往會陷入這樣的幻想，即不知道是哲學入侵了昆德拉的小說，還是昆德拉的小說演說了哲學。”昆德拉的小說和哲學密不可分，他引用猶太名言“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來闡釋小說是一門“作為上帝笑聲而生的藝術，其本質並非屈從於意識形態的確信態度，而是去反對它。”然而，昆德拉同時認為，小說藝術和哲學還是有區別的，“在小說的領土，我們不會說出肯定的話，這裡是屬於遊戲和假設的領土。所以，小說式的沉思從本質上就是質問的，假設的。”
讀昆德拉的小說，難就難在理清其中設計的概念和文字定義。他說：“小說首先是建立在若干基本字詞的基礎之上。”為了精準定義某些詞條，他甚至為自己的小說撰寫了類似“昆德拉辭典”的〈七十三個詞〉。《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辨證了輕／重、靈／肉等哲學概念。小說由尼采的“永劫循環”（Eternal Return）向讀者拋擲一個問題：如果此生經歷的悲歡在下一世，下下一世再度循環，這種生命叫人沉重得難以負荷；然而，只活一次的人生，豈非輕盈得難以承受？——所有發生過的戰爭，以及其帶走的無數生命彷彿史冊上的青煙——“與希特勒的和解，暴露了一個建立在輪迴不存在之上的世界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淪，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預先被諒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許可了。”
故事主人公托馬斯是外科醫生，手術是其生命之重；對待感情，他卻喜歡投入到不用負責任的“性友誼”，這便是他的生命之輕。他抵抗所有幻化成沉重責任的一切。直到認識了特蕾莎，托馬斯卻無可救藥地陷入“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的沉重心境。之後托馬斯因為得罪共產黨而遭遇解職，小說於是藉著托馬斯的人生變化，與在兩個不同生命狀態的情人（特蕾莎和薩比娜）的周旋，引領讀者進入文本的思維境況，探索生命輕與重的變化。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提出了“媚俗”（kitsch）的概念。“媚俗”向來有諸多解釋，但昆德拉認為“媚俗並不是單純由壞品味所造成的作品”。對媚俗的探討，小說以“上帝是否排遺”作為切入口——糞便與上帝是不能摻和在一起的，但是基督教人類學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了人類。兩個說法只有其中一個成立。所以媚俗，是對糞便的全盤否定。
香港青年作家任弘毅：“昆德拉的時代，媚俗的目標就變成了一切個體意志。政權通過這種‘媚俗’來消滅個體的差異，使全部人跟從同一種審美、在同一種價值體系中生活，並牢牢擁護之。”一如小說人物薩比娜內心對共產主義的反叛不是倫理性的，而是美學性的，令她反感的不是世界的醜陋，而是世界所穿戴的漂亮面具，即是媚俗。米蘭·昆德拉強調自己不是左翼，不是右翼，而是一位小說家。對於媚俗文化的批判，從來不僅限於集體主義的共產國家。多年以後，薩比娜在美國和參議員兜風，看著快樂奔跑的孩子和青青草地，參議員發出快樂的感慨，令薩比娜想起那個高高在上的共產領導，竟和眼前的美國議員無異。“媚俗而引起的情感必須能讓最大多數人來分享”，媚俗無所不在，我們無處可逃。
◢成為歷史見證的那頂帽子
昆德拉有句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一如《1984》所寫的：“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為了鞏固政權，篡改歷史成為許多當政者的必要步數。《笑忘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情節——1948年共產黨領袖哥特瓦爾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羅克式宮殿的陽臺上發表演說，天氣很冷，身邊的克萊門蒂斯將自己的帽子戴在哥特瓦爾德頭上。後來，克萊門蒂斯因為叛國罪被處以絞刑，宣傳部決定讓他從所有圖片中消失，從此以後哥特瓦爾德就一個人站在陽臺上，但那頂帽子卻沒被刪去，成了歷史的見證。
“笑”與“忘”是此書的兩大基石。昆德拉說，扼結樂思忒、對於既成觀念的不思考、媚俗是三頭侵害藝術的野獸。而扼結樂思忒，是希臘文，意思是：不笑的人，“他們相信真理是清晰的，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應該是相同，相信自己和心理所想到的自己一模一樣。”昆德拉擅長創作“通俗笑劇式”的小說，比如《好笑的愛》和《賦別曲》，企圖結合沉重的問題和輕盈的形式。
與昆德拉對談時，克里斯蒂安·薩爾蒙曾簡單歸類昆德拉的小說風格為“通俗笑劇”和“復調小說”兩大類。復調小說脫胎自復調音樂（Polyphony），多重聲部完美結合又保持獨立。昆德拉精心安排小說的構連（articulation）——一部小說分成幾個部分，每個部分分成幾個章節，章節再細分成段落。比如《笑忘錄》7個篇章原可以分成7部獨立小說來寫，但他卻拒絕，深怕捕捉不到“現代世界裡存在的複雜性”。他說：“一部小說的結構，就是將不同的情感空間並置。”〈關於結構藝術的對話〉這篇訪談錄，昆德拉娓娓道來其在《笑忘錄》、《生活在他方》等小說中精心調整的快慢板，並以音樂大家貝多芬、肖邦的名作為對照，找到兩個藝術門類在節奏上的共通性。
◢小說和極權，互不相容？
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米蘭·昆德拉的小說觀無疑是複雜的。世界正經歷著“令人暈眩的簡化過程。”於是，小說的複雜精神更顯可貴，他告訴讀者：“事情遠比你想像得來得複雜。”昆德拉強調，小說和極權是互不相容的。這種不相容遠比異議分子與當朝人物、人權鬥士和施刑者之間的不相容還要深遠。小說世界的曖昧性與基於唯一真理的世界是用不同材料捏出來的。
藉著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我們認知到人類行為的無因果性，無法計算，甚至神秘的面向。我們都是拋擲到這個地球上的。昆德拉說：“生活是一個陷阱，關於這個，人們從過來就知道：我們不曾提出要求就被生下來，被關在一個我們不曾選擇並且註定要死去的軀體裡。”對比理性主義建基的句子“nihilest sine rationale”（沒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昆德拉的小說提出“sinerationale”——不具理性，在小說裡，因果關係被打斷，“思想在無所事事的甜美自由裡遊蕩”。大師離世之際呼籲重讀其著作，自是媚俗的表現之一。然而，在這個迷茫的時代，更有重讀昆德拉之必要，我們借小說的敘事，再度叩問個體生命與歷史、記憶和世界的深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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