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被指破坏壁画 敦煌研究院称有功也有过
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做法曾被指破坏文物。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上周六接受两岸媒体访问时，指出张大千（上图右）于1941至1943年期间到敦煌临摹壁画，对敦煌艺术传播功不可没。当年没有多少画家愿意到敦煌，因为敦煌在沙漠，没有好地方住，也没甚么好吃，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张大千还能留了近两年，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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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临摹壁画是用图钉把透明纸钉在墙上，然后在上面起稿再整理，赵声良承认张大千用图钉一钉，就会破坏到壁画，而且他发现宋朝壁画的底层是唐朝壁画时，他把上面一层挖掉，同样破坏了壁画。
赵声良坦言，“现在来看这是破坏文物了”，但当时没有文物保护法，大家对此不在乎。他认为张大千是历史人物，要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对方是“有功也有过，人无完人”。下图为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初唐伎乐菩萨四身像》。（互联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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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李乾耀老师耗时5年编辑的《翠园书画集》，收集了吾友梁炤祥令堂──已故彭士驎校长优雅的书画墨迹。我是在疫情以后结识炤祥。疫情前我是国防部副部长，经常是游走在军机、战舰、国防外交等。从喜来登政变到疫情全国封城，前后不到一个月，像是从高速跑道到一切突然静止。疫情期间局部开放后，通过王建明结识“梁公子”，我们先以英语交谈，我以为他受纯英文教育。后来他在办公室和家里珍藏的艺术瑰宝，尤其是彭校长的字和画，也有张大千等大师的作品，看到他母亲巨大的艺术遗产。
炤祥和家人在书中提到“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就是一位懂得据理力争、积极争取，并在生命中筑梦圆梦的人”。
彭校长五十余岁退休以后才学画，加上自小积累的文学底蕴，成为少数“书画相配”、“诗书画融为一体”的文化人，呈现了李乾耀在〈导言〉指出的“诗书画印（章）四美并蓄的综合美感”。例如，〈中秋佳节〉：“南岛行歌四十年，每逢佳节梦中圆。红菱白藕双黄月，落口湘莲分外鲜。”（174页）
彭士驎从画中的月饼，配以文字，带入了离散与思念的意境。湖南多湖沼，盛产莲藕与菱角；其中“湘莲”尤为闻名。家乡特产，咀嚼在恋乡人口中，自然感到分外鲜美，触动她思乡的情绪。
那一代人，被战火扰乱了人生、来到了东南亚／南洋，导致故乡与家园之间是隔了重洋的距离，积累了无尽的忧思。
想起韩素音和王赓武
我在翻阅《翠园书画集》，想起如果要比较同一代人、另一位女性文化人，和彭校长一样在中国长大、因为战争而香港短暂滞留，然后因婚姻而来到马来亚的韩素音，是个值得做比较研究的对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同世代的重要学人是王赓武教授。王教授的《乡关何处》（Home is not here）叙述他在怡保成长、直至短暂赴中国留学（然后因国共战争而折返）的故事。
彭校长南来嫁到怡保。怡保在那个年代是个怎样的地方？李乾耀在〈导言〉写到“到1970年间怡保锡产丰富，价格很高，成为富庶之地。经营锡矿的商家，非常富裕、雅好书画，大量收藏。港台两地的书画家到马来西亚办展览，第一站往往先在怡保举行。”这些书画家抵达怡保时，通常先与学校的校长和其他文化人联系，彭校长就是当中的核心人物。
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全球锡矿崩盘前怡保的辉煌。霹雳苏丹纳兹林的最新著作《Globalization: Perak’s Rise, Relative Decline, and Regeneration》, 谈到霹雳州从19世纪中起，因锡矿开采及后来的橡胶种植而成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原产地。但在独立后，相对于国内其他州属，面对相对发展滞后的问题。怡保某个程度上被遗忘了。
翠园彭士驎的书画是难得的瑰宝。诗、书（法）、画功好的人，相对多。但三者融为一体的不多，而在二战后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细数女性大家，就彭士驎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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