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司法現況／01】20年落實一法 《反性騷擾法令》推動何太難？

（一）1990年代

長久以來，與性騷擾有關的法律主要只有刑事法典（Penal Code）其中幾條：

即便是現在，刑事罪案非常講究證據。性騷擾事主報警後胥視警方是否開檔調查，總檢察署是否提控。控上法庭，刑事案的舉證責任落在檢控方，必須提出足夠證據，“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法官才能判加害者罪成。

郭俐戀舉例，在路上被性騷擾，除非有閉路電視畫面為證，否則警方很難深入調查。加上刑事法典條文非常具體，如果行為沒有落在條文所列範圍，警方也不能採取什麼行動。例如精神性騷擾，不斷撥電邀約強迫倖存者約會，刑事法典並沒有此條文。“人們常常覺得報警無用，但有時警方只是礙於必須依法行事。”

就在1999年，檳城有6名女性遭遇職場性騷擾。當年人力資源部已經推出《職場性騷擾防治準則》（Code of Practice on the Prevention and Eradica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但並不強制所有僱主落實，根本沒有法律約束力。數名倖存者事後向檳州婦女醒覺中心（WCC）申訴，投報性騷擾後反而被革職，遭遇性騷擾明明是受害的一方，卻因此失去工作。

這起事件後來開啟了本地女性權益團體超過20年的《反性騷擾法案》推動議程。2001年馬來西亞終於成立了婦女部（後改組為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開始草擬法案，卻一直沒有進展。

（二）2012年以後

除了原有的刑事法典，人力資源部於2012年修訂了《1955年僱傭法令》（Employment Act），納入職場性騷擾條例。法令闡明僱主接獲性騷擾投訴後必須深入調查，也列出可以對騷擾者採取的行動。

然而，這項修正案闡明僅適用於僱員對僱員、僱員對僱主以及僱主對僱員。郭俐戀強調，實習生、合約僱員或外包的清潔人員、保安人員，即便在同一職場地點遭遇性騷擾，也不適用此法令。上下班乘搭公共交通的途中遭遇性騷擾，也不受此法保護。不在職場關係或場合發生的性騷擾，還是得依據刑事法典展開調查。

（三）2016年以後

因為朝聖基金會性騷擾案，聯邦法院在2016年裁決時，引進“性騷擾侵權行為”（Tort of sexual harassment），此後人們可以對性騷擾加害者提出民事訴訟。

朝聖基金會性騷擾案事發於2009年，事主受到上司長期性騷擾。當年，事主向總裁投報，最後因證據不足沒有采取紀律行動，僅對加害者發出警告。2年後即2011年，這名加害者卻提告事主誹謗。事主因此反告加害者，並提出多項證據，包括追問她是否願意成為他的小老婆，長期以F字粗口、黃色性暗示笑話言語性騷擾她，長期下來造成精神困擾。

不過，當時馬來西亞並沒有法律允許以性騷擾為由提出民事訴訟。2016年聯邦法院裁決時決定採取“司法行動主義”（judicial activism），主動引進“性騷擾侵權行為”。自此之後，性騷擾倖存者可以對加害者提出民事訴訟。

“這意味著什麼？”郭俐戀說，“花很多錢。”如果選擇民事訴訟，必須聘請律師、支付堂費，更重要的是，案子是公開的。“性騷擾的詳情有時會令人覺得可恥，以朝聖基金會案為例，加害者將密碼設為F字，還對她說了很多騷擾的話。”這些內容都公開出來，在網絡上也搜尋得到，當事人該怎麼辦？這對當事人的精神、情緒和經濟都很不好。

（四）2022年以後

自2001年起草，歷經20年，《反性騷擾法令》終於在2021年12月提呈國會，並於2022年7月三讀通過。新法闡明性騷擾的定義為，以任何形式，無論是口頭、非口頭、視覺、手勢或身體，對他人做出不受歡迎的含性意味行為，構成合理的（reasonably）冒犯或侮辱或威脅福祉。最重要的是，設立反性騷擾仲裁庭（Tribunal for Anti-Sexual Harassment），案件閉門審訊，保護當事人的隱私。

刑事案件，法官審判標準是所有證據顯示超越合理懷疑，也就是排除所有疑點後才能判處罪成。仲裁庭上，法官則是衡量相對可能性（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即聽取兩方陳述，可能性較高者勝訴。如此一來，法官對性騷擾案的裁決就能納入兩方權力差異、事發情況等考量。例如事發在職場還是公眾場合？有上司和下屬的權力不等關係嗎？

郭俐戀指出，女性權益團體一直提倡3大原則：Mudah（簡易）、Murah（費用低）、Cepat（快速）。透過新法，性騷擾倖存者可以直接入稟仲裁庭，也不用支付昂貴的律師費和行政費用。新法也規定仲裁庭須在審訊首日算起的60天內裁決，遠比遙遙無期的民事審訊來得快速。

此外，國會也三讀通過修正案，將反跟蹤騷擾（Anti Stalking）納入刑事法典（新條文505A）。此條文不僅適用於性騷擾跟蹤，也能對付線上騷擾或政治跟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