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我懂

起立！行礼！

谢──谢──老──师。

这样的老师，谁都看出来他一心就想与学生河水不犯井水，一路平静无波把教学生涯走到底。果然他保持这态度直至退休，彼时我毕业已经好几年，也不知有无人给他欢送，但30年后他长辞人世，据说除了现任校长前来鞠躬，过去的学生无人来凭吊。这像有多凄凉似的，以至那位卸任在即的校长心感哀戚，发来信息说“我想我也该学着放下，别指望有学生会记得我了。”

就这样一位无人纪念、没人说得出他的好处来的老师，被我这样一个无心向学的学生记住了。我的整个求学时代乏善可陈，最后两年还旷课成习，到了猖狂的地步；既对学校生活无丝毫眷恋，也从未将任何老师放在心上。毕业多年后，我可以说把人生中所有老师的名字都忘掉了，唯独记住了一个平平无奇的李继华。

自然是因为他对于我而言是独特的。我的人生中只有过这么一位老师，在所有的老师中绝无仅有，看到了我有写作的才能，并且用一种“无为”的方式鼓励我随心所欲地写作。说是“无为”，乃因他什么也没做，不过是每周等着读我交上去的作文，一字一字细读后批改，再打个高分──即便我的作业经常出格：字数远远超过要求是常事，最狂妄的一次是把全新的一本作业簿密密麻麻写满；偶尔写诗交差，五行十行不等；或者拿一个看似议论文的题目写出一篇抒情文来。无论我怎样脑洞大开，世上就只有李继华一个老师会不加责备，也不劝戒阻挠，只是默默地认真批阅，且不理会别的学生会怎么想，总给我全班最高分。

这老师，都赏识我、纵容我到这分上了，却从未赞扬过我一句半句。每个星期将作业本发回来的日子，他一个接一个地将学生喊出去，唤我的名字时声调无半丝起伏，也没扬起眉毛多瞅我一眼。而我，说到底跟老师同一种骨质，喜怒不动声色，始终连个“谢”字也没说出口。

事实上那几年我对学习极其厌倦，缺席日数逐年创新高；平日除了华文作文，其他各科的作业可以不交的我都不交。书包里几乎所有的作业本都成了我的手帐，翻开来全是些毫无章法的涂涂写写。那时候每个班挤了四十几人，老师们谁也没有千手千眼，便不介意这么个不起眼的学生安安静静地自暴自弃。那些年我在学校里犹如一道影子，忽隐忽现，仿佛随时即将湮灭，又像是一幅水墨画中不妨被留白的部分。没有老师能冲口喊出我的名字，只有李继华偶尔会在课堂上喊我，连名带姓，问我作文呢？怎么这个星期没有交上来？

他就只追讨我的作文，从来没问起大小楷或别的作业，可他似乎也从未追问过别的同学的任何作业。被他这么点名追究，我不觉得羞辱，反而感到光荣。大概是被他那么一喊，我从案上满册乱草般杂芜的诗与涂鸦中抬起头，便意识到了芸芸众生中的自己，知道在这个老师眼中，我是独特的。

后来我在许多场合中谈起学校生活，总爱打趣说中学时我便有了个忠实读者。此言不假，只是当时我未必意识到那是个“读者”，只觉得自己被某人看见了，而且应着此人的持续凝视才渐渐有了形体，连带着怀里揣着的一点对写作的喜爱，也变得越来越真实，遂有理想的形状。就那时候它像一盏天灯被放了出去，终于在以后几个昏暝的人生路段成为了指路的星辰。

我这么写，在今天这个时代，少不免会被打上“男性凝视”和“父权仰视”之类的标签，招来别有心思者的睥睨与批判。若真如此，作为悼文，只能说生不逢时了。我自己并不为这个角色长久以来的姿态感到卑微，相反的，她让我骄傲──知遇之恩，铭感五内，甚至毕生图报，这种自古以来多由男性演绎的故事，装载的却不是男子才该有的美德与良知。

李继华老师予我的所有意义就在于“知遇”了。这两字轻巧，除了以默许的方式鼓励我敞开来写作，除了认真仔细地批阅我写的每一篇作文，除了当一名忠实的读者，他终究没做过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我甚至觉得他资质平庸，对教学工作毫无热情，一辈子兢兢业业，只是努力做个不过不失的人。他对文学也不感兴趣，在写作这件事情上不曾对我有过教诲或启发。然而他是这世上最早一个支持我写作的人，在我的年少岁月里，他让我感觉到写作是一种珍贵的才能，值得受保护，而他做了他所能做的──悄悄地画了一道结界，许我以创作的自由。

写吧，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虽然指导不了你，我会认真看待你写的每一个字。

我的老师李继华，我一直认为他其实知道自己不具才学，也无意追求，只愿意安安分分当个中规中矩的教师。倒是对我，他的“不作为”恰恰是一种作为，而且此举不合章程，逸出了他给自己定好的人生规格，可以视作小小的反叛了。这一点，彼时我已约略领会，只是明白这事不宜张扬，不然引起了班上同学甚至是其他老师的注意，那么这道脆弱的结界恐怕就会被世俗随手击破。

会有这顾虑，是因为有一回派回来华文试卷，某个同学美其名借阅，将我的卷子拿回家去。翌日归还时对我说家中当老师的姐姐看过试卷，说怎么可能总分35的作文，老师给你打33？也许是同学脸上的表情十分凝重，显出点狐疑来，使得她的话透着一股恫吓的意味。接下来几天我都担心她的家人会到学校来找老师麻烦，害怕我与老师之间的这一点小秘密马上要被揭穿，以后我们都得退缩回去，不越雷池，不作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地隐没在自身的怯懦与平庸之中。

若是那样，我想老师他应该还能维持老样子，再等几年挂冠退休。而我，受此一挫，难说后来还会不会成为今日的我。

显然我是多虑了，此事不了了之。我最终能在中学最后时期继续享有这种专注为一个读者写作的时光。但我和老师从来话没多说一句，我记得唯一一次“近距离”说话，是有一回我上前去领回作业，老师叮咛了一句“考试的时候可别这样写。”我说我懂的。声甚细，仿佛唇语，犹如两个情报人员在交换机密。

以后的事，就是我毕业离校，数年后写作小有名声，愈渐明白“读者”如何难得，才想到要把当日的老师找回来。彼时老师业已退休，说是曾到别的中学教过补习班，指导学生如何应考，可没几年终究赋闲，在家含饴而已。收到我的来信，他用昔日的字迹回复。笔是最普通的原子笔，纸是最常见的单线纸，字体端正无邪，抬头以“女士”称呼。

那已经是二十五、六年前的事了。此后我与老师便有了这二十余年上门联系的情谊。曾经在父亲节领他与师母出门用餐，也曾与他的儿孙一起为他唱歌祝夀。由于我总是来得唐突，最初几回过去他必定要进房里换了长裤梳过头发才出来，由笑容恒常如弥勒佛的师母陪伴在侧，仪表堂堂地对我说养生经。后来熟络了便没再顾上这些，一件洗薄了领口洗歪了的带领T恤，一条褪色了必须用皮带束上的短裤，也能出来接待。只有银发荧荧依然，谆谆叨念，说你经常出远门，记得一定要多做运动，小心饮食，好好照顾身体。

老师，我懂。

如今老师走了。母校的现任校长去送最后一程，哀其凄清，向我发出物伤其类的感慨。我却没有为不去扶灵而负咎。我对老师的心意和念想，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表达过了。2021年12月我赴美在即，因知此去没一年半载是回不来的，便又去看望过一回。那已经是后疫情时期，恍如隔世。师母先听见我叫门，她说宝玲来了。门洞里老师探出一颗头发稀疏的头颅，瞇眼看向门外被光天白日笼罩着的人。我听见他问：“宝玲？谁是宝玲？”

那次老师没有再对我说养生了。他像初见生人，对我细说其生平，包括他以前曾在霹雳女中执教，并问我“霹雳女中啊，你知道这学校吗？”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在老师的记忆里，我已经被删除了。

那一次走出老师家门，在落日的斜影中，我最后一次向老师道别。

老师走了，自是因为他听见了下课铃声响起。他总是那样离开的──不疾不徐，用自己的节奏把课说满；踏出课室时头也不回，从来不理会有多少学生站起来向他敬礼，不去听身后的学生喊得多么敷衍。

起立！行礼！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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