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書/我懂

起立！行禮！

謝──謝──老──師。

這樣的老師，誰都看出來他一心就想與學生河水不犯井水，一路平靜無波把教學生涯走到底。果然他保持這態度直至退休，彼時我畢業已經好幾年，也不知有無人給他歡送，但30年後他長辭人世，據說除了現任校長前來鞠躬，過去的學生無人來憑弔。這像有多淒涼似的，以至那位卸任在即的校長心感哀慼，發來信息說“我想我也該學著放下，別指望有學生會記得我了。”

就這樣一位無人紀念、沒人說得出他的好處來的老師，被我這樣一個無心向學的學生記住了。我的整個求學時代乏善可陳，最後兩年還曠課成習，到了猖狂的地步；既對學校生活無絲毫眷戀，也從未將任何老師放在心上。畢業多年後，我可以說把人生中所有老師的名字都忘掉了，唯獨記住了一個平平無奇的李繼華。

自然是因為他對於我而言是獨特的。我的人生中只有過這麼一位老師，在所有的老師中絕無僅有，看到了我有寫作的才能，並且用一種“無為”的方式鼓勵我隨心所欲地寫作。說是“無為”，乃因他什麼也沒做，不過是每週等著讀我交上去的作文，一字一字細讀後批改，再打個高分──即便我的作業經常出格：字數遠遠超過要求是常事，最狂妄的一次是把全新的一本作業簿密密麻麻寫滿；偶爾寫詩交差，五行十行不等；或者拿一個看似議論文的題目寫出一篇抒情文來。無論我怎樣腦洞大開，世上就只有李繼華一個老師會不加責備，也不勸戒阻撓，只是默默地認真批閱，且不理會別的學生會怎麼想，總給我全班最高分。

這老師，都賞識我、縱容我到這分上了，卻從未讚揚過我一句半句。每個星期將作業本發回來的日子，他一個接一個地將學生喊出去，喚我的名字時聲調無半絲起伏，也沒揚起眉毛多瞅我一眼。而我，說到底跟老師同一種骨質，喜怒不動聲色，始終連個“謝”字也沒說出口。

事實上那幾年我對學習極其厭倦，缺席日數逐年創新高；平日除了華文作文，其他各科的作業可以不交的我都不交。書包裡幾乎所有的作業本都成了我的手帳，翻開來全是些毫無章法的塗塗寫寫。那時候每個班擠了四十幾人，老師們誰也沒有千手千眼，便不介意這麼個不起眼的學生安安靜靜地自暴自棄。那些年我在學校裡猶如一道影子，忽隱忽現，彷彿隨時即將湮滅，又像是一幅水墨畫中不妨被留白的部分。沒有老師能衝口喊出我的名字，只有李繼華偶爾會在課堂上喊我，連名帶姓，問我作文呢？怎麼這個星期沒有交上來？

他就只追討我的作文，從來沒問起大小楷或別的作業，可他似乎也從未追問過別的同學的任何作業。被他這麼點名追究，我不覺得羞辱，反而感到光榮。大概是被他那麼一喊，我從案上滿冊亂草般雜蕪的詩與塗鴉中抬起頭，便意識到了芸芸眾生中的自己，知道在這個老師眼中，我是獨特的。

後來我在許多場合中談起學校生活，總愛打趣說中學時我便有了個忠實讀者。此言不假，只是當時我未必意識到那是個“讀者”，只覺得自己被某人看見了，而且應著此人的持續凝視才漸漸有了形體，連帶著懷裡揣著的一點對寫作的喜愛，也變得越來越真實，遂有理想的形狀。就那時候它像一盞天燈被放了出去，終於在以後幾個昏暝的人生路段成為了指路的星辰。

我這麼寫，在今天這個時代，少不免會被打上“男性凝視”和“父權仰視”之類的標籤，招來別有心思者的睥睨與批判。若真如此，作為悼文，只能說生不逢時了。我自己並不為這個角色長久以來的姿態感到卑微，相反的，她讓我驕傲──知遇之恩，銘感五內，甚至畢生圖報，這種自古以來多由男性演繹的故事，裝載的卻不是男子才該有的美德與良知。

李繼華老師予我的所有意義就在於“知遇”了。這兩字輕巧，除了以默許的方式鼓勵我敞開來寫作，除了認真仔細地批閱我寫的每一篇作文，除了當一名忠實的讀者，他終究沒做過什麼激動人心的事。我甚至覺得他資質平庸，對教學工作毫無熱情，一輩子兢兢業業，只是努力做個不過不失的人。他對文學也不感興趣，在寫作這件事情上不曾對我有過教誨或啟發。然而他是這世上最早一個支持我寫作的人，在我的年少歲月裡，他讓我感覺到寫作是一種珍貴的才能，值得受保護，而他做了他所能做的──悄悄地畫了一道結界，許我以創作的自由。

寫吧，愛怎麼寫就怎麼寫。雖然指導不了你，我會認真看待你寫的每一個字。

我的老師李繼華，我一直認為他其實知道自己不具才學，也無意追求，只願意安安分分當箇中規中矩的教師。倒是對我，他的“不作為”恰恰是一種作為，而且此舉不合章程，逸出了他給自己定好的人生規格，可以視作小小的反叛了。這一點，彼時我已約略領會，只是明白這事不宜張揚，不然引起了班上同學甚至是其他老師的注意，那麼這道脆弱的結界恐怕就會被世俗隨手擊破。

會有這顧慮，是因為有一回派回來華文試卷，某個同學美其名借閱，將我的卷子拿回家去。翌日歸還時對我說家中當老師的姐姐看過試卷，說怎麼可能總分35的作文，老師給你打33？也許是同學臉上的表情十分凝重，顯出點狐疑來，使得她的話透著一股恫嚇的意味。接下來幾天我都擔心她的家人會到學校來找老師麻煩，害怕我與老師之間的這一點小秘密馬上要被揭穿，以後我們都得退縮回去，不越雷池，不作非分之想，老老實實地隱沒在自身的怯懦與平庸之中。

若是那樣，我想老師他應該還能維持老樣子，再等幾年掛冠退休。而我，受此一挫，難說後來還會不會成為今日的我。

顯然我是多慮了，此事不了了之。我最終能在中學最後時期繼續享有這種專注為一個讀者寫作的時光。但我和老師從來話沒多說一句，我記得唯一一次“近距離”說話，是有一回我上前去領回作業，老師叮嚀了一句“考試的時候可別這樣寫。”我說我懂的。聲甚細，彷彿唇語，猶如兩個情報人員在交換機密。

以後的事，就是我畢業離校，數年後寫作小有名聲，愈漸明白“讀者”如何難得，才想到要把當日的老師找回來。彼時老師業已退休，說是曾到別的中學教過補習班，指導學生如何應考，可沒幾年終究賦閒，在家含飴而已。收到我的來信，他用昔日的字跡回覆。筆是最普通的原子筆，紙是最常見的單線紙，字體端正無邪，抬頭以“女士”稱呼。

那已經是二十五、六年前的事了。此後我與老師便有了這二十餘年上門聯繫的情誼。曾經在父親節領他與師母出門用餐，也曾與他的兒孫一起為他唱歌祝夀。由於我總是來得唐突，最初幾回過去他必定要進房裡換了長褲梳過頭髮才出來，由笑容恆常如彌勒佛的師母陪伴在側，儀表堂堂地對我說養生經。後來熟絡了便沒再顧上這些，一件洗薄了領口洗歪了的帶領T恤，一條褪色了必須用皮帶束上的短褲，也能出來接待。只有銀髮熒熒依然，諄諄叨唸，說你經常出遠門，記得一定要多做運動，小心飲食，好好照顧身體。

老師，我懂。

如今老師走了。母校的現任校長去送最後一程，哀其悽清，向我發出物傷其類的感慨。我卻沒有為不去扶靈而負咎。我對老師的心意和念想，在他活著的時候，已經表達過了。2021年12月我赴美在即，因知此去沒一年半載是回不來的，便又去看望過一回。那已經是後疫情時期，恍如隔世。師母先聽見我叫門，她說寶玲來了。門洞里老師探出一顆頭髮稀疏的頭顱，瞇眼看向門外被光天白日籠罩著的人。我聽見他問：“寶玲？誰是寶玲？”

那次老師沒有再對我說養生了。他像初見生人，對我細說其生平，包括他以前曾在霹靂女中執教，並問我“霹靂女中啊，你知道這學校嗎？”我說我知道。我知道在老師的記憶裡，我已經被刪除了。

那一次走出老師家門，在落日的斜影中，我最後一次向老師道別。

老師走了，自是因為他聽見了下課鈴聲響起。他總是那樣離開的──不疾不徐，用自己的節奏把課說滿；踏出課室時頭也不回，從來不理會有多少學生站起來向他敬禮，不去聽身後的學生喊得多麼敷衍。

起立！行禮！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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