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立.渐进式薪酬模式适合我们吗

但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却显示在过去10年中，我国劳工的平均生产仅上涨了约15%。在成本涨幅高于效率提升的情况下，企业因此面临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对内，这些上涨的成本会被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导致生活成本的提高。而对外，这也使得我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下滑，尤其是临近的其它经济体能够提供更具优势的劳工成本而我国却无法提高更优秀的生产效率。

而新加坡近年来实施的渐进式薪酬模式为我国提供了一个相对改良的机制作为参考。该模式在新加坡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逐年加薪的时间表。例如，在餐饮行业工作的清洁工人的最低工资将从2023年的1312新元逐年提升至2029年的2420新元。但企业必须同时让员工参与特定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来匹配薪资的增长。

该模式的核心概念是劳工在提高生产效率后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因此企业也应该对劳工进行回馈。这种模式一方面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能让企业在获得更高的利润的同时提高员工的收入，从而让该模式更具可持续性。

由于该模式的实施成本较高，包括制定合理的薪资增长幅度和相应的培训以提高生产效率，新加坡目前仅涵盖了7个行业。相比最低工资制度，该模式的优点是与其让所有经济领域的劳工成本提高，不如有针对性地改变特定经济领域，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低技能劳工的领域。此外，该模式在理论上具有以点带面的效应，即当某些行业的收入提高时，其溢出效应会让其他行业受益，从而提高整体收入水平。

相比于最低工资制度的一刀切，该模式因注重于提高劳工工作效率以匹配薪资上涨并只针对特定需要关注的行业，其能同时兼顾到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需求以及减轻市场内成本上涨的压力，因此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更为正面的影响。然而，任何政策都存在其局限性，该模式注重的两个方面也是实施该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

前者的挑战在于生产效率是否真正提升。在经过特定培训后，劳工是否真正具备更优秀的工作效率仍存在疑问。在缺乏良好的监督和测量方式的情况下，培训可能仅仅是字面上的数据改善而非真正提升效率。而如果这方面的成果无法被保障，该模式就无法体现其最大的好处，即效率与薪资相互匹配。这就会导致该模式与最低工资制度出现相同的问题，即薪资上涨带来成本上升。

后者的挑战在于是否需要涵盖外劳。目前，新加坡的模式仅涵盖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然而，我国的外劳因薪资较低，如统计局显示我国公民于2021年的收入中位数为2250令吉而非公民则为1339令吉，外劳成为了我国低技能劳工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该模式不涵盖外劳，在提高本国公民的薪资后无疑会导致企业雇佣更多的外劳，这将与经济转型的目标背道而驰。但是如果该模式涵盖外劳，他们在接受培训后是否会长期留在我国工作？如果不能，不断更换劳工将导致重复培训并增加成本。此外，当外劳获得更高薪资后并将更多的收入寄回国内可能导致我国面临更进一步的资金外流问题。

因此，即使渐进式薪资模式相对于最低工资制度有所进步，但其在实施时对制定、监督和运行成本的要求更高。在真正落实前，政府必须评估我国公共和私人领域是否已具备实施该模式的基础，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从该模式中获得应有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