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漸進式薪資模式相對於最低工資制度有所進步,但其在實施時對制定、監督和運行成本的要求更高。在真正落實前,政府必須評估我國公共和私人領域是否已具備實施該模式的基礎,以確保我國經濟能夠從該模式中獲得應有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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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經濟部長拉菲茲指政府正在商討是否採用鄰國所實行的漸進式薪酬模式以提高我國的薪酬水平。除了能更好地應對國內生活成本上漲外,筆者認為這是政府為推動經濟轉型而做出的又一努力。
我國於20世紀70年代至2000年代期間實施了第一階段經濟轉型,即工業化政策,使得我國經濟蓬勃發展並邁入了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為了進一步發展成為高收入國家,去工業化和發展第三產業成為了千禧年後新的經濟轉型階段的主要目標。
然而,轉型並不成功。至今,我國仍然高度依賴於低技能勞工,而非發展規劃中所設想的高附加值產業和高技能勞工。其中,我國市場上低廉的勞工成本被普遍認為是企業缺乏轉型動力的原因之一。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過去政府曾實施了各種政策,其中包括了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從10年前的900令吉逐漸提升到現在的1500令吉,漲幅高達67%。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期望通過提高低技能勞工的成本從而迫使企業進行轉型以減少對低技能勞工的依賴。
然而,儘管最低工資制度已被實施並被多次提高,我國仍然高度依賴低技能勞工。國家銀行在2021年的年度報告就指出了在2010年至2019年期間,我國僅有約27%的就業屬於高技能勞工。
但是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卻顯示在過去10年中,我國勞工的平均生產僅上漲了約15%。在成本漲幅高於效率提升的情況下,企業因此面臨著生產成本的上升。對內,這些上漲的成本會被轉嫁給消費者從而導致生活成本的提高。而對外,這也使得我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逐漸下滑,尤其是臨近的其它經濟體能夠提供更具優勢的勞工成本而我國卻無法提高更優秀的生產效率。
而新加坡近年來實施的漸進式薪酬模式為我國提供了一個相對改良的機制作為參考。該模式在新加坡為企業提供了一個逐年加薪的時間表。例如,在餐飲行業工作的清潔工人的最低工資將從2023年的1312新元逐年提升至2029年的2420新元。但企業必須同時讓員工參與特定的培訓以提高他們的工作效率來匹配薪資的增長。
該模式的核心概念是勞工在提高生產效率後能夠為企業帶來更高的收益,因此企業也應該對勞工進行回饋。這種模式一方面能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能讓企業在獲得更高的利潤的同時提高員工的收入,從而讓該模式更具可持續性。
由於該模式的實施成本較高,包括制定合理的薪資增長幅度和相應的培訓以提高生產效率,新加坡目前僅涵蓋了7個行業。相比最低工資制度,該模式的優點是與其讓所有經濟領域的勞工成本提高,不如有針對性地改變特定經濟領域,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賴低技能勞工的領域。此外,該模式在理論上具有以點帶面的效應,即當某些行業的收入提高時,其溢出效應會讓其他行業受益,從而提高整體收入水平。
相比於最低工資制度的一刀切,該模式因注重於提高勞工工作效率以匹配薪資上漲並只針對特定需要關注的行業,其能同時兼顧到經濟發展與轉型的需求以及減輕市場內成本上漲的壓力,因此能為經濟發展帶來更為正面的影響。然而,任何政策都存在其侷限性,該模式注重的兩個方面也是實施該模式面臨的最大挑戰。
前者的挑戰在於生產效率是否真正提升。在經過特定培訓後,勞工是否真正具備更優秀的工作效率仍存在疑問。在缺乏良好的監督和測量方式的情況下,培訓可能僅僅是字面上的數據改善而非真正提升效率。而如果這方面的成果無法被保障,該模式就無法體現其最大的好處,即效率與薪資相互匹配。這就會導致該模式與最低工資制度出現相同的問題,即薪資上漲帶來成本上升。
後者的挑戰在於是否需要涵蓋外勞。目前,新加坡的模式僅涵蓋本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然而,我國的外勞因薪資較低,如統計局顯示我國公民於2021年的收入中位數為2250令吉而非公民則為1339令吉,外勞成為了我國低技能勞工的主要組成部分。如果該模式不涵蓋外勞,在提高本國公民的薪資後無疑會導致企業僱傭更多的外勞,這將與經濟轉型的目標背道而馳。但是如果該模式涵蓋外勞,他們在接受培訓後是否會長期留在我國工作?如果不能,不斷更換勞工將導致重複培訓並增加成本。此外,當外勞獲得更高薪資後並將更多的收入寄回國內可能導致我國面臨更進一步的資金外流問題。
因此,即使漸進式薪資模式相對於最低工資制度有所進步,但其在實施時對制定、監督和運行成本的要求更高。在真正落實前,政府必須評估我國公共和私人領域是否已具備實施該模式的基礎,以確保我國經濟能夠從該模式中獲得應有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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