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裡漢特.新興大馬華人的自我認同

一般來說，華人都是遵循法律的，他們在歷史上一直生活在父權制和基於規則的社會里。一些華人家庭通過經商取得成功。這不是通過宏願，而是嘗試一些商業活動，如果不成功，就轉向另一個。華人的商業帝國建立在複製理念上，並在其他地區進行復制。他們的成功大部分來自於他們嚴謹的工作態度。貶低性的敘事從未承認這一積極的工作態度如何為國家增長和發展做出貢獻。

顯然，大馬由馬來人主導，而華人將扮演輔助角色。然而，當東姑阿都拉曼被解除首相職務後，巫統轉向了更加以馬來人為中心的方向。

早在1971年，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必要的，因為在國家發展中，馬來人在經濟上被甩在後面。然而，新經濟政策沒有關注收入，而是關注公平和所有權。這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悖論，因為那些生活在低收入和貧困中的馬來人不需要公平，他們需要的是收入。

新興的“馬來人主權”（Ketuanan Melayu）敘事從根本上改變了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地位。高等教育機構對華人的名額有限制，機會平等的概念被剝奪了。因此，馬來人並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獲益，公平的概念集中在重新分配上。這與今日“西方”後工業化時代出現的“覺醒經濟學”（wokenomics）的概念相似。

如果華人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他們就必須找到自己的出路。他們必須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並在華人或外國跨國企業中找工作，或者自己開公司。

新經濟政策完全忽視了有許多華人和印度人生活在貧困之中。這種情況持續了三代以上。華人不僅要承受新經濟政策的後果和種族隔離的性質，他們還將看到一個特權群體的產生，這些群體在購買房屋時獲得折扣，他們的孩子獲得公立大學錄取。

許多華人感到被自己的國家完全拋棄了。正是這種遺棄破壞了多元文化的國家地位。正是“馬來人主權”敘事的大肆宣揚，給華人貼上了“外來者”的標籤。

長期以來，大馬華人在經濟和政治上都處於弱勢地位，而他們文化遺產中的華人元素也因以馬來人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敘事的興起而被掩蓋。

幾代人被剝奪經濟機會和粗暴的敘事，使得華人必須發展自己的應對機制。因此，華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採取了一些策略來處理大馬政策制定者給他們帶來的個人困境。

1.生活在一個以華人為中心的泡沫中：有些人選擇生活在語言、朋友、媒體和美食的文化泡沫中。這些人通常接受華語教育，說中文，在華人企業工作，不與自己的族裔群體以外的人交往。

2.融入社會：另一個群體繼續生活，因為他們沒有選擇。因此，他們儘可能地融入社會，除了母語之外，還講馬來語或英語，從事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或從商。他們的孩子通常在大馬政府學校系統內就讀，接受雙語教育，並接受今日的馬來西亞。

3.同化：一些華人已被馬來文化所同化。有些人甚至通過改信伊斯蘭和/或與馬來人通婚而享有馬來人的權利。

4.離開這個國家：許多華人在國外尋找機會，移民到美國、英國、澳洲、新加坡、臺灣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是用來離開的主要工具之一，在那裡畢業後，他們尋求就業並申請留下來。有許多馬來西亞華人在國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些人在商業、科學、研究、學術，甚至政治等領域都很成功。

5.對中國產生敬佩之情：由於許多年輕一代的華人感到作為馬來西亞人沒有價值，他們在媒體上感到與中國的種族和文化相似，導致許多人產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他們慶祝中國的成就與成功，並在認同“中國夢”中找到一些慰藉。宗族親情的友情在年輕一代身上得到了重現。

上述情況的後果超出了本文的範圍。在這一點上，只要認識到這一現象就足夠了。過去60年裡，馬哈迪主義和巫統是前車之鑑。他們的政策和行動使馬來西亞無法成為一個真正具有公民愛國紐帶的國家。

Murray Hunter: Emerging Malaysian Chinese self-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