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泰航空再傳歧視 中國旅客批空姐全程講粵語
（香港1日訊）國泰航空於今年5月爆出歧視風波，事隔兩個多月，再有中國網民投訴有機艙服務員向聽不懂粵語的乘客使用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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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客服回應稱，目前尚未收到與之有關的反饋，正在確認。
網民“傑尼龜廚”昨日在微博發帖，稱自己在乘坐國泰香港飛往東京的航班時遭空乘人員不平等對待，“全程粵語說話，就算我表明我聽不懂粵語也堅持說粵語。臉上很明顯露出不耐煩的樣子。旁邊坐的香港人，那個笑容天差地別。噁心壞我了。”
該網民又指：“還有女乘務員用粵語問話，應該是問我喝什麼。我字正腔圓的說：可樂。女乘務員用粵語說說了幾句，我聽不懂，然後她拿起可樂說coke。”
該網民提到，國泰航空已私信他，要求他主動提供聯繫方式，才會給他處理。“我稀罕你個處理結果。愛處理不處理。上次有視頻有錄音的事兒才過去多長時間，反正我這次不是有備而來，沒錄音沒視頻。只有航班號座位號，我不覺得會得到什麼道歉處理。我只能說我以後就用錢投票。”（香港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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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搞不清楚歧视的定义，陷入“泛歧视化”的泥淖，抹去合理的品质标准，就会出现荒诞的局面。
大马国民对“歧视”这一字眼，不感陌生，但要真正搞清楚何谓“歧视”，却不容易。
今年2月，宝腾公司发布生产部员工招聘广告，除了要求身体健全且非色盲外，也阐明应聘者的BMI须介于18至28之间。换言之，超瘦者和大胖子被排除在外──这算不算歧视？
另外，一些公司在招聘时设下须谙中文的条件，这是否构成歧视？
对于歧视的争论，往往夹杂情绪，我们不妨听听经济学家的理性分析。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定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享受，以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算是歧视。否则，被指为“歧视”的行为，很可能只是合理的要求。
举例而言，当一名女性员的学历与能力皆优于另一位男性员工，但雇主基于自己的偏好，执意要擢升男性员工，就是一种歧视。因为，雇主擢升男性员工，无助于企业发展，相反还拉低了整体效率──雇主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这就是歧视的代价。
同理，若黑人应征者比白人应征者更有能力，老板却因为肤色因素而选择后者，导致业务受影响，就属于歧视。
然而，倘若上述男性员工的工作效率确实高于女性员工，能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那么提拔他就属于合理决策，无关歧视。同样地，就黑人与白人应征者的情况而言，如果白人应征者更为优秀，那么雇主录用他，将可提高公司竞争力，也不构成歧视。
回到宝腾的“BMI条件”，若这项规定不是老板的偏好，而是为了提升效率，就不能算是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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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广告中的“须谙中文”条件，亦可用加里·贝克尔的定义进行检视。若该公司的业务不涉及中文，但因为老板是中文系出身，执意要用“谙中文”的人，以致该公司宁愿请一个谙中文的三流大学毕业生，也不愿意请“不谙中文”的精英，结果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便符合加里·贝克尔所定义的歧视。但如果情况相反，聘请“谙中文”的员工能为企业带来利益，这就无关歧视，而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现代文明社会注重公平，歧视不是好东西，可是若我们搞不清楚歧视的定义，陷入“泛歧视化”的泥淖，抹去合理的品质标准，就会出现荒诞的局面──成绩满江红的人可以上常春藤大学，因为拒绝他们等于“歧视”成绩差的人；体弱多病的人可以当警察，因为淘汰他们就是“歧视”体能欠佳者。
所以，下回再有人义愤填膺地控诉某某“歧视”，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应以加里·贝克尔的定义审视，以避免“歧视”概念被无限扩大，侵蚀了“合理标准”和“适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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