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赢7奖电影 | 《奥本海默》】 无疑是悲剧 / 卓振辉（怡保）

原题：无疑是悲剧 ——《奥本海默》的一种解读

Christopher Nolan的《Oppenheimer》暌违多时终于在戏院上线，评论界尽是好评，打得多热。

仅就取材而言，诺导已是独一无二的导演。我孤陋寡闻，眼界狭隘，想不出还有对科学知识更为较真的导演。尽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刚开始得知诺导的下部作品是人物传记，以为是新尝试，但当戏院灯光全都暗下来，奥本海默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遇见来访的物理大神尼尔斯·玻尔，我才醒悟，《Oppenheimer》是诺导为攻克当代的最炫显学而一脉相承的电影系列。《Interstellar》将相对论的时空区间活生生地视觉化；而《Tenet》借用时间的吊诡、熵的可逆、因果的颠倒让剧情一步步绵密地冲向高潮。而这次，你瞧，奥本海默身处的时代，是物理学家推翻古典物理大厦，另立两座奥林匹克山脉（相对论及量子力学），激动人心的20世纪初叶。原子时代。说激动人心，因为课本及大多科普都这般口气。但其实将科学抽离时代背景，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最容易陷入的误区。

举个例子。爱因斯坦后来的大众形象是绝世天才、遗世独立、仙风道骨。但爱因斯坦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曾撰文〈我为何支持社会主义〉，文中有“照我的见解，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祸害的真正根源”这般铿锵有力的句子，晚年更是备受拥戴差点成为由犹太人立国的领导。爱因斯坦是入世的。而关于原子弹，一般认知如下：日本突袭珍珠港，原本偏安一隅的美国风风火火地加入二战，在一群（而且使命感十足，肯定如此）天才的努力下，美国将两颗原子弹投往广岛和长崎，蘑菇云冉冉升起。二战结束。故事没那么简单。20世纪初是物理界激动人心的时代，但国际局势更搅动人心，已不能用动荡二字简单形容。电影里，尼尔斯·玻尔对奥本海默说：你所揭示的不是新的力量，而是新的世界。但其实新的世界、新的格局已逐渐成形。而科技，往往是被时代推上风口浪尖的。伽利略为何会研究抛物线平面运动？为了让炮弹更精准地打落敌军。拉瓦锡为何要研究燃烧？为了让炮弹烧得更好。中世纪，欧洲处于极度分裂的状态，战火连天，谁赢得战争，谁掌握话语权，谁能稍微喘口气。而19世纪，不是麦克斯韦方程式引发电磁时代，而是为了迎合通讯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时代大趋势，历史层积岩层层叠叠的挤压之下，终于催生出麦克斯韦方程式。方便、效率，是资本主义这辆Hilux的双涡轮turbo。科学、科技从未主动。科学、科技，想来都是被动地从人类手中研发而成。

奥本海默的时代也是。A bomb。一个炸弹。一个足以让世界打从心底颤抖的炸弹，其形象早已存在于所有人心中。It’s in the air。就看谁能捕捉空中的影子，像《1Q84》中制作空气蛹那样，让The bomb化作实实在在的形体。胶着的战争局势，以一颗前所未见的Bomb解决所有问题，说到底，是人性最朴素、最原始（也可以事后诸葛地说，最孩子气）的想法。一颗Bomb，将话语权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占尽先机。原子弹不是奇迹，不是神启，而是顺着历史之河磕磕绊绊地流动，总有一天会到达的目的地。而历史之河需要一位关键人物上船，浩浩荡荡地顺势而下。这人就是头顶宽圆帽、叼雪茄、面容枯瘦、纵观一生信仰成迷的奥本海默。

观看电影期间，我始终在注意奥本海默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原子弹生成道德顾虑。但电影交错的cross cutting，让人抓不准那关键的时间点。后来我想，其实从一开始，Los Alamos的人造小镇尚未建起之前奥本海默便知道了。奥本海默是带着困惑，即便只是星星之火的困惑，上路的。说到底，美军为何找上他而不是别人？那位登门造访的General Groves说了，说你奥本海默孤高自负、行为不循常理、身家背景模糊不清。无论将军如何嘲讽，奥本海默还是被钦点。奥本海默，明显的政治左倾。电影后半，美国时任原子能源委员会（AEC）主席Lewis Strauss为私人恩怨报复奥本海默，称奥本海默是苏联间谍（和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外遇、自己通读德语原文的《资本论》对共产思想感兴趣）、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奋力阻止后来的氢弹计划）、对国家忠诚可疑。奥本海默的抗争态度绝非坚决。我认为——仅仅是粗浅地认为——奥本海默在整个Manhattan Project，是自我分裂、自我怀疑、自我对抗自我说服的过程。自负与自卑、坚定与脆弱，像两只薛定谔的猫，哦不，一只分裂成两只的薛定谔的猫，在他心房里来回窜跳。其中一只猫越长越大，越长越膨胀，成了奥本海默最大的阴影。

总统先生眼中的crybaby

归根究底，原子弹的研发是为了抗衡德国纳粹。美国害怕纳粹拔得头筹率先制成原子弹，于是整个Manhattan Project是以德国为（想像的）轰炸对象，而持续运行的。但战争后期，希德勒自杀身亡，盟军诺曼底登陆。奥本海默坦言原子弹来不及投落德国，实在遗憾。而原子弹最终投落“显然已是强弩之末、失败在望”的日本，更加深他早已萌发的愧疚。契诃夫曾说，一个故事里要是出现手枪，那就非发射不可。当然契诃夫说的是，故事尽量简洁。但现实生活中从未发射过的手枪恐怕少之又少。奥本海默明白这道理。枪，不管什么枪，型号多少、重量多少、后坐力多少，都好，无所谓，只要出现在故事之中，那就板上钉钉非发射不可。人性。人性使然。于是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火光比太阳更亮之际，奥本海默念出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的一句词：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毁者。而很快，原子弹投落广岛及长崎，作为《时代》封面人物、国民英雄会见President Truman（杜鲁门总统）时却说，总统先生，我感觉双手沾满鲜血。President Truman俏皮而骄傲地拿出一块白色手巾，说，拿去，将你的手拭擦干净。两次形象太违和。奥本海默急着要做出补偿——向总统先生提议为核武的使用制定政策。国内的，国际的。两人的面谈究竟如何无人得知，但肯定不愉快，不然President Truman不会事后称奥本海默为crybaby。奥本海默或许真的，当场泪眼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