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以94岁高龄逝世,此时亦正值俄罗斯继续攻打乌克兰。俄罗斯既是1968年进攻捷克,后来导致昆德拉流亡法国那个解体后的昨日帝国苏联。当然至今为止,并无任何一位我们熟悉的乌克兰作家,犹如昆德拉般在国际享誉盛名,似乎当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或作家,都曾受其影响,或不小心,或被逼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简称《生》)等。
大学时期阅读此书,与孤舟的一批友人。那时,时报文化出版的大师名作坊系列,颇受关注;阅读此书,似乎是最自然不过之事。此版本由中国著名小说家韩少功及其姐韩刚自英文版翻译。当时阅读《生》,令人费解,却异常有趣,尤其对于比较反叛的大学生,或爱思考的读者。如今偏好2004年尉迟秀译的皇冠版本(以下页数皆用此书),词句更顺畅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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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偶然与巧合
昆德拉不知是幸运或不幸,遇到了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布拉格。而在《生》中第二部“灵与肉”,探讨了男女主角的相遇,似乎是偶然,其实亦是命运的安排,即书上说注定的。男主角托马斯就坐在酒吧门口不远的黄长椅,女主角特丽莎前一天也曾独自坐在那边,两人都爱阅读。他那时看她经过,叫唤坐在他身旁。昆德拉特地加了一个括弧中的句子(特丽莎感到灵魂水手冲上她肉体的甲板)。过了一会,她送他到车站,分手之际,他递给她名片说如果哪天因为偶然,到访布拉格……(页64)。
小说接下来的一段特别强调这张递出去的名片,远比不上种种偶然:作家这时又在括弧处理(书、贝多芬、“6”这个数字,广场上的黄色长椅)所组成的召唤,是这召唤给了特丽莎走出家门,意味着投向托马斯,改变命运的勇气。(页65)当然这里指的书,很明显的就是之后小说叙述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在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导演Philip Kaufman是直接让观众看到书名。昆德拉却先叙述《安》中的情节,他其实是要塑造所谓的偶然,安娜在小说开头,瞥见火车站有人卧轨自杀,是预告了小说结尾的偶然,还是让安娜预先学习了最后可以如此卧轨而牺牲。当然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在小说前面的第一部,特别提及,尤其是告知读者生命中的重与轻(页45),还有“非如此不可”。命运的安排似乎已注定,非如此不可,无可抗拒,似他们俩的相遇,似最后昆德拉流亡至法国。而“6”则是,托马斯居住在旅店特别告知特丽莎的房间号码,特丽莎故意打蛇随棍上暗示6点是她下班的时间。好事并没马上发生,因为男主角7点要搭车回他居住的城市。然而,昆德拉没放弃这个数字,“偶然”的让托马斯在战争爆发离国后,因为女主角再也无法忍受托马斯的风流史,再加上思念母亲与家乡,蓦然回乡;他才发现深爱她至不能没有对方(似昆德拉深爱布拉格或捷克,肉身无法回去,借着男女主角的肉身让灵魂回返)。他出现在公寓门口片刻后,教堂响起傍晚6点的钟声。两次最重要的“初次”与“重逢”相遇时间,都安排发生在6点。这让特丽莎感觉到美感与幸福,偶然的机遇之鸟再次齐聚在她肩膀上(页97页)。
或许正是这么几个偶然(相当平庸的偶然,在不起眼的小镇),启动了特丽莎的爱情,并且成为她众生源源不绝的活力泉源(页65)。似苏联入侵布拉格,给予昆德拉源源不绝的创作题材。
核心:苏联入侵布拉格
昆德拉的作品形式,以哲学理性论述配合感性的人物情感不断的产生变化而著称。然而,核心点,还是需要回归到苏联入侵布拉格。这是作家无法磨灭的永恒阴影,亦是永恒的动力,似托马斯给予特丽莎源源不绝的动力。有时你会感觉,昆德拉书写的特丽莎其实就是捷克的化身。
《生》中第二部“灵与肉”的第23章节写道:苏联犯下的一切罪行,皆隐蔽在一个幽微的明暗交接处。昆德拉以布拉格之春的入侵,被拍照录影记录下来,对比之前的50万立陶宛人遭流放,数十万波兰人被杀,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被清除,只能留在记忆中,无从以照片证明。因此女主角的设定,除了成为医生的太太,后来成为摄影师。她不顾一切走在最前线,不顾生命危险在7天内尽量拍照留下入侵记录:凶狠的拳头、摧毁的建筑物,染血的三色国旗覆盖一具具尸体,年轻人骑着摩托绕着坦克飞驰,分送给外国记者带出捷克去报道苏联的罪行,最后宣布:“这不仅仅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仇恨的庆典,永远没有人能理解这庆典里奇异的欣快症是怎么一回事。”(页86)
昆德拉在《生》中叙述另一个女主角,即托马斯情妇萨宾娜的圆顶礼帽时,先解释了5种这礼帽的象征意义,如可以是她父亲留下的祖父遗物、托马斯玩情色游戏的道具等,重点在它一再回到生命时每次都带着不同的意义。于是昆德拉开始引用希腊经典。之前他从希腊史诗《奥德赛》(如《无知》)到希腊悲剧,甚至到苏联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如《生》);法国诗人蓝波对比小说诗人(如《生活在他方》);当然还有《圣经》《唐吉诃德》《维特》等也不时闪烁在《不朽》中,熟悉经典的昆德拉仿佛信手拈来,随时借用。今次他引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河床论:“人不可能两次踏进相同的河流”。昆德拉借用礼帽说的是,礼帽就似河床,萨宾娜每次都看见一条不同语义的河流:“相同的东西每次都引来一个不同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与过去所有的意义反响共鸣(像是一个回声,像是一整列回声)”(页107)。因此一切的引用,比喻,人物,叙述,到最后,产生了对苏联侵占布拉格,不同的意义,与过去反战叙述的意义反响共鸣。
即使到了2000年,昆德拉在法国出版的《无知》(2003年皇冠华语版)中,小说讨论的回归概念变成我们经常讨论的怀旧(nostalgia)这个词,他仍不时回到历史中(例如苏联如何攻占布拉格,导致流落法国的那些移民有时回也不是,不回去又让人嚷着叫你回去)去处理身分的问题。他的流亡,在作品中,就是不断复制各种苏联入侵布拉格的历史,他想通过各种文学方式、小说人物、身分问题、笑与忘(其实在谈及忘记时,作家又再一次记得,也故意唤起读者的记忆),记录入侵者的暴行(控诉战争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大主题),永远地改变他及众多流亡者的命运。这是他在不同小说,乐此不疲的变调,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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