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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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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am 04/0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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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特辑

许通元

布拉格之春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蘭‧昆德拉特輯】許通元/昆德拉的偶然與蘇聯入侵的核心

作者:许通元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年4月1日~2023年7月11日),小說家,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1975年流亡法國,1981年成為法國公民,2019年重獲捷克公民身分。著名作品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不朽》《玩笑》等,影響深遠。2023年7月11日,米蘭·昆德拉久病逝世,享年94歲。(美聯社照片)

米蘭·昆德拉以94歲高齡逝世,此時亦正值俄羅斯繼續攻打烏克蘭。俄羅斯既是1968年進攻捷克,後來導致昆德拉流亡法國那個解體後的昨日帝國蘇聯。當然至今為止,並無任何一位我們熟悉的烏克蘭作家,猶如昆德拉般在國際享譽盛名,似乎當代比較重要的文學家或作家,都曾受其影響,或不小心,或被逼閱讀他的作品,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簡稱《生》)等。

大學時期閱讀此書,與孤舟的一批友人。那時,時報文化出版的大師名作坊系列,頗受關注;閱讀此書,似乎是最自然不過之事。此版本由中國著名小說家韓少功及其姐韓剛自英文版翻譯。當時閱讀《生》,令人費解,卻異常有趣,尤其對於比較反叛的大學生,或愛思考的讀者。如今偏好2004年尉遲秀譯的皇冠版本(以下頁數皆用此書),詞句更順暢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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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偶然與巧合

昆德拉不知是幸運或不幸,遇到了之春──蘇聯入侵布拉格。而在《生》中第二部“靈與肉”,探討了男女主角的相遇,似乎是偶然,其實亦是命運的安排,即書上說註定的。男主角托馬斯就坐在酒吧門口不遠的黃長椅,女主角特麗莎前一天也曾獨自坐在那邊,兩人都愛閱讀。他那時看她經過,叫喚坐在他身旁。昆德拉特地加了一個括弧中的句子(特麗莎感到靈魂水手衝上她肉體的甲板)。過了一會,她送他到車站,分手之際,他遞給她名片說如果哪天因為偶然,到訪布拉格……(頁64)。

小說接下來的一段特別強調這張遞出去的名片,遠比不上種種偶然:作家這時又在括弧處理(書、貝多芬、“6”這個數字,廣場上的黃色長椅)所組成的召喚,是這召喚給了特麗莎走出家門,意味著投向托馬斯,改變命運的勇氣。(頁65)當然這裡指的書,很明顯的就是之後小說敘述的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在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導演Philip Kaufman是直接讓觀眾看到書名。昆德拉卻先敘述《安》中的情節,他其實是要塑造所謂的偶然,安娜在小說開頭,瞥見火車站有人臥軌自殺,是預告了小說結尾的偶然,還是讓安娜預先學習了最後可以如此臥軌而犧牲。當然貝多芬最後的四重奏在小說前面的第一部,特別提及,尤其是告知讀者生命中的重與輕(頁45),還有“非如此不可”。命運的安排似乎已註定,非如此不可,無可抗拒,似他們倆的相遇,似最後昆德拉流亡至法國。而“6”則是,托馬斯居住在旅店特別告知特麗莎的房間號碼,特麗莎故意打蛇隨棍上暗示6點是她下班的時間。好事並沒馬上發生,因為男主角7點要搭車回他居住的城市。然而,昆德拉沒放棄這個數字,“偶然”的讓托馬斯在戰爭爆發離國後,因為女主角再也無法忍受託馬斯的風流史,再加上思念母親與家鄉,驀然回鄉;他才發現深愛她至不能沒有對方(似昆德拉深愛布拉格或捷克,肉身無法回去,藉著男女主角的肉身讓靈魂回返)。他出現在公寓門口片刻後,教堂響起傍晚6點的鐘聲。兩次最重要的“初次”與“重逢”相遇時間,都安排發生在6點。這讓特麗莎感覺到美感與幸福,偶然的機遇之鳥再次齊聚在她肩膀上(頁97頁)。

或許正是這麼幾個偶然(相當平庸的偶然,在不起眼的小鎮),啟動了特麗莎的愛情,並且成為她眾生源源不絕的活力泉源(頁65)。似蘇聯入侵布拉格,給予昆德拉源源不絕的創作題材。

核心:蘇聯入侵布拉格

昆德拉的作品形式,以哲學理性論述配合感性的人物情感不斷的產生變化而著稱。然而,核心點,還是需要回歸到蘇聯入侵布拉格。這是作家無法磨滅的永恆陰影,亦是永恆的動力,似托馬斯給予特麗莎源源不絕的動力。有時你會感覺,昆德拉書寫的特麗莎其實就是捷克的化身。

《生》中第二部“靈與肉”的第23章節寫道:蘇聯犯下的一切罪行,皆隱蔽在一個幽微的明暗交接處。昆德拉以布拉格之春的入侵,被拍照錄影記錄下來,對比之前的50萬立陶宛人遭流放,數十萬波蘭人被殺,克里米亞半島的韃靼人被清除,只能留在記憶中,無從以照片證明。因此女主角的設定,除了成為醫生的太太,後來成為攝影師。她不顧一切走在最前線,不顧生命危險在7天內儘量拍照留下入侵記錄:兇狠的拳頭、摧毀的建築物,染血的三色國旗覆蓋一具具屍體,年輕人騎著摩托繞著坦克飛馳,分送給外國記者帶出捷克去報道蘇聯的罪行,最後宣佈:“這不僅僅是一場悲劇,也是一場仇恨的慶典,永遠沒有人能理解這慶典裡奇異的欣快症是怎麼一回事。”(頁86)

昆德拉在《生》中敘述另一個女主角,即托馬斯情婦薩賓娜的圓頂禮帽時,先解釋了5種這禮帽的象徵意義,如可以是她父親留下的祖父遺物、托馬斯玩情色遊戲的道具等,重點在它一再回到生命時每次都帶著不同的意義。於是昆德拉開始引用希臘經典。之前他從希臘史詩《奧德賽》(如《無知》)到希臘悲劇,甚至到蘇聯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如《生》);法國詩人藍波對比小說詩人(如《生活在他方》);當然還有《聖經》《唐吉訶德》《維特》等也不時閃爍在《不朽》中,熟悉經典的昆德拉彷彿信手拈來,隨時借用。今次他引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河床論:“人不可能兩次踏進相同的河流”。昆德拉借用禮帽說的是,禮帽就似河床,薩賓娜每次都看見一條不同語義的河流:“相同的東西每次都引來一個不同的意義,但這個意義與過去所有的意義反響共鳴(像是一個回聲,像是一整列回聲)”(頁107)。因此一切的引用,比喻,人物,敘述,到最後,產生了對蘇聯侵佔布拉格,不同的意義,與過去反戰敘述的意義反響共鳴。

即使到了2000年,昆德拉在法國出版的《無知》(2003年皇冠華語版)中,小說討論的迴歸概念變成我們經常討論的懷舊(nostalgia)這個詞,他仍不時回到歷史中(例如蘇聯如何攻佔布拉格,導致流落法國的那些移民有時回也不是,不回去又讓人嚷著叫你回去)去處理身分的問題。他的流亡,在作品中,就是不斷複製各種蘇聯入侵布拉格的歷史,他想通過各種文學方式、小說人物、身分問題、笑與忘(其實在談及忘記時,作家又再一次記得,也故意喚起讀者的記憶),記錄入侵者的暴行(控訴戰爭一直是文學書寫的重大主題),永遠地改變他及眾多流亡者的命運。這是他在不同小說,樂此不疲的變調,變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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