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武俠的江湖
一
又有人在談論金庸的小說，而我僅看過《連城訣》，所以只有聽的份，但天曉得連聽也聽不出所以然來。尤其談到書中人物的性格，誰誰誰怎樣怎樣，男生說他最喜歡誰，最不喜歡誰。女生說她最愛的是那個誰，最討厭的是那個誰（我不知道所提到的“誰誰誰”是誰，所以那一大堆名字中勉強只記得郭靖和黃蓉）。處在這樣的場合本該是尷尬的，但我並不覺得有多丟臉，不就是插不上嘴麼，無所謂。天下事你難道都非得要發表意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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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我的書單上，缺席的並不僅僅是金庸小說，只是金庸被提及的幾率比其他武俠作家更頻密。像梁羽生和古龍在當年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家吧，不過要持續到今天仍不斷為人所稱譽，就只有金庸。尤其專家學者，他們不但有理論，有分析，還搞到幾近成為一門學科。
我五、六年級開始啃小說，卻不知為什麼就沒接觸到武俠小說。所以我的童年時代和青春時代都是沒有武俠小說的。即便我是那麼愛看小說，幾乎整個少女時代都沉迷在小說的世界裡。但是在這個世界裡，就是沒有武俠。我自己也覺得弔詭，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然而，武俠電影我倒是從小看到大的。而且還看出門道來，門道之一是：報仇。
無論大俠小俠最熱衷於報仇。報仇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仇之產生，起因必然有個痛徹心扉的慘絕過程。不論是誰欠誰的，都各有極端的恨，恨到咬牙切齒，恨到深入骨髓。完全否定前因後果，拒絕探源溯本。於是天之涯，海之角，一門心思就是要把仇家給找出來，誅之而後快。
最後大仇得報，事情卻還沒完，這收場只是暫時的，並非結局。接著下來的日子就等著吧，等下一代尋上門來冤冤相報。如此週而復始，沒完沒了——武俠的人生是一個大循環。
門道之二：無敵最寂寞。
試想，一個日日夜夜想著報仇的人，一旦沒有了仇人那狀況是何等的寂寞？ 武俠電影最造詣精深之處，便是拍出了：無敵最寂寞。
啟迪人生的同時並帶有指點迷津的成分：千萬別把仇恨深種，別天天想著要還誰以顏色，如何報心中之大仇。切記，大仇得報，那忽然的空虛、寂寞，悽惶更甚。
二
以前的電影，銀幕上出現的都是鐵漢。那時初懂人情，略識世故；對事不求甚解，其實要求甚解也是不懂的。那些年的鐵漢日本有三船敏郎和高倉健；好萊塢有保羅紐曼、查理士布朗遜。他們外表硬朗，內心卻佈滿傷痕。闖蕩江湖，永遠都是孤身上路。所到之處，總有個對他一片痴心的女子。但鐵漢是浪蕩江湖的俠客啊，終究是要離去的，不能眷戀感情，為情所囚。
70年代的香港俠客是王羽、姜大衛、狄龍、陳觀泰、羅烈等人，展現另一種鐵漢柔情。他們的愛情有時會開花結果，有時即使像盛開的玫瑰，卻遲早都是要凋謝的。錯綜複雜的感情，迂迴曲折而兜兜轉轉，難免會造成遺憾——劇情到底是更豐富了，而且還很“旺血”。日落黃昏，夕陽為背景，俠客在天涯。但不是古詩的“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羈旅愁懷，而是俠客與人決鬥的慘烈，那俠客不是姜大衛就是狄龍，他們的那一身白衣，染滿復仇的鮮血，與夕陽交相輝映，卻比夕陽更耀眼……
此乃張徹的江湖，他把所有相中的男子打造成一個個鐵打的漢子，全都一手給捧紅了；女星們反而都成了綠葉，並沒能守得雲開見月明。
那時的武俠電影一片陽剛氣；愛情只有一種：異性相吸。
這之後的之後，鐵漢那樣的人物就要成為過去。而今天，鐵漢漸少，因他們的身影已逐漸隱入江湖的尾聲中。從鐵漢到“花樣男孩”，出現的乃是柔美似水那樣的靚男。他們不是不健壯，而是氣質上“很娘”，化了精緻的美妝更甚。越發留念過去的江湖，想念那一片曾經盛行的陽剛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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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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