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摩教授.汇率变动受利率、投机而非基本面的影响

美联储局主席加息的借口是将通胀率降至2%。但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下——这是美联储局和几乎所有央行迷信但却武断的通胀目标——只会减少需求，而无法解决供应方通胀问题。

但是，对于这种完全武断的2%通胀上限的迷信，并没有任何分析，不管是理论或经验上的依据。因此，通过加息来解决供应方通胀问题无异于开错药方和吃错药。

因此，通过加息来抑制需求，并不能解决这种由供应方驱动的通胀。反之，信贷紧缩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和就业，使生活条件恶化。

加息预计会减少消费或投资支出。因此，提高资金成本应该会减少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

早期的研究——例如由世界银行时任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布鲁诺（Michael Bruno）与威廉依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坦费舍尔（Stan Fischer）和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发现，即使是两位数的低通胀率也能促进增长。

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启发的“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概念也意味着，当通胀没有加速时，美联储局加息是不恰当和不必要的紧缩。自2022年中期以来，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速度有所放缓，这意味着通胀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加速。至少有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保守派货币经济学家提醒世人，美联储局的这种干预是如何引发美国经济收缩、突然结束经济复苏的。虽然他们没有讨论，但同样的美联储局干预也引发了国际经济衰退。

弗里德曼展示了美联储局如何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时，结束了美国从1937年开始的经济复苏。近年，美联储局时任主席本伯南克和他的同僚们也展示了类似的美联储局政策是如何在19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后导致滞胀的。

然而，最近几个月美元并没有大幅走强。自2023年中期以来，尽管美联储局在2022年中期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停止加速后持续加息整整一年，但美元仍在下滑。

许多人将近期美元贬值归咎于“去美元化“，讽刺的是，美国对其竞争对手的制裁加速了美元贬值。这种非法制裁扰乱了金融支付、投资流动、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宪章授权的其他长期经济进程及安排。

由于经济战持续升级，甚至长期以来有利于美国、其他富裕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益的“法治”也因“国家原因”而被“中止”。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考量，单边制裁和技术征用被认为是“降低风险”所必需的。

对许多货币当局来说，必须在疲软的货币和较高的利率之间做出选择。近几十年来，随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大型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变得更大，通常要求更高的利息收入和更坚挺的货币。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受政治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影响——使得金融游说团体能够对决策施加更大的影响。例如，大马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2000年的47%上升到冠病疫情前的五分之四以上，在2022年达到81%。

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近期的汇率是由“经济基本面”造成的。贸易和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国家的货币走强，而其他账户持续顺差国家的货币则下跌。相反，最近的相对利率变化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因此，日圆和人民币兑美元均贬值至少6%，至少在近期暴跌之前如此。相比之下，尽管英国实体经济状况不佳，但英镑兑美元还是升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