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理由相信近期的匯率是由“經濟基本面”造成的。貿易和經常賬戶持續逆差國家的貨幣走強,而其他賬戶持續順差國家的貨幣則下跌。相反,最近的相對利率變化似乎更能說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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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價值和外匯匯率變動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跟隨市場的看法,而與基本面無關。市場投機加劇了大多數經濟體的波動、不穩定和脆弱性,特別是小型、開放中的發展中國家。
沒有任何分析規律或理由,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堅持加息,直到每年通脹率降至2%以下。大多數央行都不得不追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腳步提高利率,尤其是自2022年初以來。
美元走強主要是美聯儲局大幅加息。毫無疑問,通脹一直在上升,特別是自去年以來。但通脹有不同的類型,具有不同的影響,應根據性質和原因加以區分。
通常,通脹是由於需求拉動或供應推動造成的。隨著食利行為得到更好的認可,現在人們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和利潤驅動的通脹,例如,由於壟斷和寡頭壟斷條件下的價格操縱而導致的“賣方通脹”。
人們普遍認為,最近的國際物價上漲是由於奧巴馬以來的新冷戰措施、特朗普擔任總統的舉措、冠病大流行應對措施以及烏克蘭戰爭的經濟制裁。這些都是供應方的制約因素,而不是需求方或其他通脹原因。
美聯儲局主席加息的藉口是將通脹率降至2%。但將通脹率控制在2%以下——這是美聯儲局和幾乎所有央行迷信但卻武斷的通脹目標——只會減少需求,而無法解決供應方通脹問題。
但是,對於這種完全武斷的2%通脹上限的迷信,並沒有任何分析,不管是理論或經驗上的依據。因此,通過加息來解決供應方通脹問題無異於開錯藥方和吃錯藥。
因此,通過加息來抑制需求,並不能解決這種由供應方驅動的通脹。反之,信貸緊縮可能會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和就業,使生活條件惡化。
加息預計會減少消費或投資支出。因此,提高資金成本應該會減少需求以及隨之而來的價格上漲。
早期的研究——例如由世界銀行時任首席經濟學家邁克布魯諾(Michael Bruno)與威廉依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斯坦費舍爾(Stan Fischer)和魯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發現,即使是兩位數的低通脹率也能促進增長。
受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啟發的“非加速通脹失業率”(NAIRU)概念也意味著,當通脹沒有加速時,美聯儲局加息是不恰當和不必要的緊縮。自2022年中期以來,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速度有所放緩,這意味著通脹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加速。至少有兩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保守派貨幣經濟學家提醒世人,美聯儲局的這種干預是如何引發美國經濟收縮、突然結束經濟復甦的。雖然他們沒有討論,但同樣的美聯儲局干預也引發了國際經濟衰退。
弗裡德曼展示了美聯儲局如何在羅斯福總統的第二個任期開始時,結束了美國從1937年開始的經濟復甦。近年,美聯儲局時任主席本伯南克和他的同僚們也展示了類似的美聯儲局政策是如何在1970年代石油價格上漲後導致滯脹的。
然而,最近幾個月美元並沒有大幅走強。自2023年中期以來,儘管美聯儲局在2022年中期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停止加速後持續加息整整一年,但美元仍在下滑。
許多人將近期美元貶值歸咎於“去美元化“,諷刺的是,美國對其競爭對手的制裁加速了美元貶值。這種非法制裁擾亂了金融支付、投資流動、爭端解決機制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憲章授權的其他長期經濟進程及安排。
由於經濟戰持續升級,甚至長期以來有利於美國、其他富裕國家和跨國公司利益的“法治”也因“國家原因”而被“中止”。出於“國家安全”和其他考量,單邊制裁和技術徵用被認為是“降低風險”所必需的。
對許多貨幣當局來說,必須在疲軟的貨幣和較高的利率之間做出選擇。近幾十年來,隨著金融化的不斷發展,大型金融機構的影響力變得更大,通常要求更高的利息收入和更堅挺的貨幣。
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受政治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影響——使得金融遊說團體能夠對決策施加更大的影響。例如,大馬家庭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從2000年的47%上升到冠病疫情前的五分之四以上,在2022年達到81%。
沒有什麼理由相信近期的匯率是由“經濟基本面”造成的。貿易和經常賬戶持續逆差國家的貨幣走強,而其他賬戶持續順差國家的貨幣則下跌。相反,最近的相對利率變化似乎更能說明問題。
因此,日圓和人民幣兌美元均貶值至少6%,至少在近期暴跌之前如此。相比之下,儘管英國實體經濟狀況不佳,但英鎊兌美元還是升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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