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40am 13/08/2023

郑志立.昌明经济与财政赤字：任重而道远

郑志立

将改善政府财务状况与赤字问题纳入我国长期发展框架是一个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经济架构的明智之举。

首相近期推出的昌明经济将切合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七大方针列入其中。虽然其所提出的目标颇具挑战性，但如果能配合适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却也属于可实现范围内。其中，首相特意提出了政府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为了应对财务赤字所导致的债务，政府将被迫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偿还债务，而这将减少可用于国家发展的资源。而国家发展放缓将导致政府收入面临有限的增长，无法应对高额的开销则让政府进一步依赖于借贷因此陷入了恶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借贷本身并非问题。当政府进行借贷时，如果借来的资源能用于国家发展，那么经济发展将为政府带来更高的收入。当借贷收益超过其成本时，举债发展无可厚非。

然而，2011至2019年间，我国政府收入平均增长约5.95%，但是偿债费用（debt service charges）在同期间的平均增长却高达8.66%。此外，2011年偿债费用占政府收入的9.55%，但2019年已涨至12.45%。换句话说，借贷成本的增长远高于其为政府收入所带来的好处。如前所述，当更多的资源用于偿还债务时，可用于发展的资源自然就会减少。2011年发展开销占政府收入的约24.5%；但2019年比率却降至19.9%。高额的债务拖累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情况无疑会对我国经济基础与市场信心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将财政赤字减少至国家生产总值（GDP）的3%被列为昌明经济的七大方针之一。

2020年前，我国的国债上限是GDP的55%。因此，为了应对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政府施行了相应的改善对策。这使得国债与GDP的比率从2010年的约5.3%逐渐降至2019年的约3.4%。

然而，时任政府分别于2020年与2021年将国债上限提升至60%与65%后，虽然时任政府能更为灵活地运用财政政策来应对国内外的经济与政治挑战，但财政赤字比率却也在2020年与2021年分别上涨至6.2%及6.4%。

虽然在2022年，经济复苏带来的GDP增长使得财政赤字比率降至5.6%，但该比率仍远高于2019年甚至是2011年的水平。因此，过去10年间为改善财政赤字所做出的努力近乎付之东流。

虽然政府尚未公布具体的昌明经济计划，但显而易见，改善财政赤字需要通过开源与节流来实现。

首先，开源并非易事。我国的税务收入与GDP比例比起许多国家相对偏低。据估计，我国个人收入高于3400令吉时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然而，统计局最近发布的季度报告却显示我国正式领域员工的收入中位数仅为2600令吉。换言之，我国正式领域里少于半数的员工需要缴税，这明显限制了政府的税收收入。而要获得更多税收，政府就必须提高纳税人的质与量。

前者注重于增加国民收入。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政府的税收收益也会增加而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为此，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包括近来提出的渐进式薪酬模式并将员工收入在经济中的比重提升至45%（2022年为32.4%），这也列为昌明经济的七大方针之一。

后者则在于增加纳税人数量。减少逃税和灰色经济是其中的解决方案，然而准确辨认这些情况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政府为此做出的努力包括了最近提出的电子发票。同时，实施一个比之前的消费税制度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是另一个常被讨论的课题。

另一方面，节流方面的挑战在于优化行政开销。津贴改制是政府近几个月为了节流而设定的方案之一。然而，必须指出经过过去十多年的调整后，津贴与社会援助开销已从2011年时占政府收入的19.6%下降至2019年的9%。尽管优化津贴政策能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但仅依靠优化津贴政策恐怕不足以让政府的财务状况获得立竿见影的改善。

相反的，薪酬开支在政府行政开销中占有最大的比率。其在2011年至2019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约6.4%，高于政府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其占政府收入的比率也从2011年的27.1%逐步增至2019年的30.5%。同时，退休金相关支出也从政府收入的7.3%增至9.8%。因此，改善与优化公务员开销将有效地减轻政府在短期与长期的财政压力。然而，改善这种情况将同时面临着各种压力，这无疑是政府在降低财政赤字过程中将面临的严峻挑战。

将改善政府财务状况与赤字问题纳入我国长期发展框架是一个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经济架构的明智之举。其设定的目标也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曾在2019年几乎达到的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极大地改善我国的经济基础。然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也面临着诸多涵盖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层面的难题。这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需要付出重大的努力与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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