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改善政府財務狀況與赤字問題納入我國長期發展框架是一個能夠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經濟架構的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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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近期推出的昌明經濟將切合我國經濟發展需求的七大方針列入其中。雖然其所提出的目標頗具挑戰性,但如果能配合適當的政策制定與執行,卻也屬於可實現範圍內。其中,首相特意提出了政府財政赤字與債務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滯後的重要因素。
為了應對財務赤字所導致的債務,政府將被迫分配更多的資源用於償還債務,而這將減少可用於國家發展的資源。而國家發展放緩將導致政府收入面臨有限的增長,無法應對高額的開銷則讓政府進一步依賴於借貸因此陷入了惡性循環。
需要注意的是,借貸本身並非問題。當政府進行借貸時,如果借來的資源能用於國家發展,那麼經濟發展將為政府帶來更高的收入。當借貸收益超過其成本時,舉債發展無可厚非。
然而,2011至2019年間,我國政府收入平均增長約5.95%,但是償債費用(debt service charges)在同期間的平均增長卻高達8.66%。此外,2011年償債費用佔政府收入的9.55%,但2019年已漲至12.45%。換句話說,借貸成本的增長遠高於其為政府收入所帶來的好處。如前所述,當更多的資源用於償還債務時,可用於發展的資源自然就會減少。2011年發展開銷佔政府收入的約24.5%;但2019年比率卻降至19.9%。高額的債務拖累了我國的經濟發展,這種情況無疑會對我國經濟基礎與市場信心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將財政赤字減少至國家生產總值(GDP)的3%被列為昌明經濟的七大方針之一。
2020年前,我國的國債上限是GDP的55%。因此,為了應對財政赤字與債務問題,政府施行了相應的改善對策。這使得國債與GDP的比率從2010年的約5.3%逐漸降至2019年的約3.4%。
然而,時任政府分別於2020年與2021年將國債上限提升至60%與65%後,雖然時任政府能更為靈活地運用財政政策來應對國內外的經濟與政治挑戰,但財政赤字比率卻也在2020年與2021年分別上漲至6.2%及6.4%。
雖然在2022年,經濟復甦帶來的GDP增長使得財政赤字比率降至5.6%,但該比率仍遠高於2019年甚至是2011年的水平。因此,過去10年間為改善財政赤字所做出的努力近乎付之東流。
雖然政府尚未公佈具體的昌明經濟計劃,但顯而易見,改善財政赤字需要通過開源與節流來實現。
首先,開源並非易事。我國的稅務收入與GDP比例比起許多國家相對偏低。據估計,我國個人收入高於3400令吉時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然而,統計局最近發佈的季度報告卻顯示我國正式領域員工的收入中位數僅為2600令吉。換言之,我國正式領域裡少於半數的員工需要繳稅,這明顯限制了政府的稅收收入。而要獲得更多稅收,政府就必須提高納稅人的質與量。
前者注重於增加國民收入。當國民收入增長時,政府的稅收收益也會增加而形成一個雙贏的局面。為此,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包括近來提出的漸進式薪酬模式並將員工收入在經濟中的比重提升至45%(2022年為32.4%),這也列為昌明經濟的七大方針之一。
後者則在於增加納稅人數量。減少逃稅和灰色經濟是其中的解決方案,然而準確辨認這些情況卻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政府為此做出的努力包括了最近提出的電子發票。同時,實施一個比之前的消費稅制度更有效率的稅收制度是另一個常被討論的課題。
另一方面,節流方面的挑戰在於優化行政開銷。津貼改制是政府近幾個月為了節流而設定的方案之一。然而,必須指出經過過去十多年的調整後,津貼與社會援助開銷已從2011年時佔政府收入的19.6%下降至2019年的9%。儘管優化津貼政策能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但僅依靠優化津貼政策恐怕不足以讓政府的財務狀況獲得立竿見影的改善。
相反的,薪酬開支在政府行政開銷中佔有最大的比率。其在2011年至2019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約6.4%,高於政府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其佔政府收入的比率也從2011年的27.1%逐步增至2019年的30.5%。同時,退休金相關支出也從政府收入的7.3%增至9.8%。因此,改善與優化公務員開銷將有效地減輕政府在短期與長期的財政壓力。然而,改善這種情況將同時面臨著各種壓力,這無疑是政府在降低財政赤字過程中將面臨的嚴峻挑戰。
將改善政府財務狀況與赤字問題納入我國長期發展框架是一個能夠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經濟架構的明智之舉。其設定的目標也並非空中樓閣,而是曾在2019年幾乎達到的水平。這一目標的實現將極大地改善我國的經濟基礎。然而,要達成這一目標也面臨著諸多涵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層面的難題。這將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任務,需要付出重大的努力與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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