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孤鸟／评《客家》的冲突、语言和“无戏而终”

第二点谈本剧的语言安排。这是一个多语戏剧，所谓多语是人物因应其籍贯背景选择说不同的方言。例如福生一家说客家话、来娣一家说闽南语、来娣的联姻对象一家说粤语。那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的呢？用华语。这显然是一种看似理想的安排，而实际上是疏忽了史实的处理。当下的本地确实是这样，不同籍贯的华人用华语交谈，这是想当然耳——大家基本都曾在学校学过华语。但这种理所当然并不适合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因为当时执政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教育部迟至1932年才正式发布新国音——“国语”。但由于战乱（抗日、内战），国语无法在当时普遍推行，包括本剧的地点福建省。后来的国语（普通话）推广，应是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后才正式开始。所以从反映现实的角度来看，剧中不同籍贯人士之间用华语来交流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在哪里学的华语呢？

但我更想说的是，无论从现实或创作角度，如果去表现不同籍贯人士之间的语言不通，反而会更有“戏”可做。因为由于沟通不畅而引起的误会，或为套近乎而寻找彼此的文化与习俗的共同点及努力拉进彼此距离的种种动作，可能会使本剧制造出更多的有趣内容、喜感与更大张力。参考一下台湾电影《悲情城市》，大致就能想像出画面与效果吧？

歌舞意味着开始抒情

粤语短语：“捉倒鹿唔识脱角” （倒：得到）， 意为捉到鹿却不懂怎样把鹿角取下来，比喻在接近成功时不知道怎样举措才能获得成果。这与本剧的处境很贴切，颇为可惜。本剧题材——客家人，故事核心意义——乡与情，都是蛮吸引人的。但故事结构与台词设计却显得流于俗套平淡。可以这么说，戏剧演了半场后，基本上矛盾已经解决（来娣父亲已接受福生），下面还有什么戏可做？只能表现离愁别绪（下南洋）和开拓新乡（彼邦定居），这些内容是用了几场歌舞形式来表现的，而故事呢？没有故事。戏不够，歌舞来凑。这些歌舞的音乐编得不错，虽然歌词还不够凝练，但曲调还是能渲染一服淡淡的哀伤与期待的气氛。歌舞的本质是抒情。歌舞一起，意味着开始抒情，戏剧行动就得停顿，戏剧张力也消失殆尽。本剧整个下半场基本上处于松散停滞的状态，最后“无戏而终”。

我看的那场人潮汹涌，大排长龙——满座。等待进场时听到不少人讲客家话或闽南语，显然特定题材吸引了不少特定观众（很多长者），看起来一些人应是首次来看戏的。这让我想到：戏剧如只倚重特定题材和方言这两个卖点，虽会吸引到特定观众，但要让他们成为正式观众新人口，戏剧本身一定要精彩出色。

本剧演员由Team聚团的戏剧老师和学生组成 。由于主要角色多由学生饰演，故整体演技稍显青涩。固然有经验丰富的演员（如刘家荣等）帮撑，但囿于剧本的单薄而无甚发挥余地。一众年轻演员闽南语说得很溜，但其中饰演来娣和仆人的两位演员的快语速的念词方式，却暴露了对台词锤炼的缺乏，失去了通过台词展示人物个性的机会。说到底还是剧本没有提供更多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与行动来帮助演员展示个性。“戏剧不是描写人，是描写人的行动——行动决定了人的幸福与不幸；戏剧中的人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中自然地表现了性格”——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值得编剧同仁们再三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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