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他雖只17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几上擺著今天的報十餘種,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報,中有《晨報》、英文《快報》。几上又擺著白情的《草兒》,亞東的《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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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30日見溥儀,胡適在日記中這麼寫。兩個星期前,溥儀致電邀約。胡適有些懷疑,約莊士敦見面。莊士敦來自英國,二人結識於文友會,先後擔任這個國際組織的會長。
莊士敦教導溥儀英語、數學、地理等西方學科,著有《紫禁城的黃昏》回憶宮中歲月。溥儀見胡適,莊士敦是始作俑者。他叮囑溥儀注意五四運動以後的文化和思想界動態,選了文章當課外讀物,當中不少是胡適作品。
胡適送莊士敦《胡適文存》時,也送溥儀一部。莊士敦說溥儀不受宮中人牽制。把辮子剪去是一例。老師陳寶琛病重,宮中人認為出宮不妥,他不聽,僱車探望,又是一例。溥儀見胡適,也是自行其意,連莊士敦也不知。知道宮中不必行三跪九叩儀式,胡適放了心,對溥儀不眷戀輝煌過去的作風起了好感。
當天溥儀派太監接他,胡適是“危險思想”傳播者,怕受阻撓,事先沒通知內務府人。胡適到神武門,護軍不讓進。幾經交涉,溥儀才出面。見到溥儀,胡適行鞠躬禮,稱他“皇上”,溥儀稱他“先生”。溥儀說他們做錯許多事,如今還是糜費民國錢財,心裡不安。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宮裡老輩反對:“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
二人閒聊文學和人生,因為在神武門耗時太多,胡適只留20分鐘,便匆匆趕赴另一約會。“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胡適回去後有感而發寫了一首小詩。
二人見面被媒體得知,謠言四起,指胡適想做皇帝老師,又說胡適當面跪拜,忘記自己身處民國。胡適寫〈宣統與胡適〉澄清,認為不應該將小事放大:“清宮裡這一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他批評造謠者腦筋死板:“一件本來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
相信人和人之間有同理心
莊士敦說他在皇宮經歷3次小地震,胡適和溥儀會面,宮中人不滿是其一。外頭的非議不比宮中輕微,幾年以後魯迅還拿此事嘲諷胡適。
1923年11月,胡適又牽扯清室另一宗案件。北京政府修改對清優待條款,要求溥儀出宮,暫住醇王府。輿論普遍贊同,胡適卻持異議:“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為清廷辯護,再一次讓他處在刀口尖上。多位朋友公開表示不滿,他們認為面對封建遺物,無需溫文爾雅。周作人的話最有代表性:“受過革命及復辟的恐怖的經驗的個人眼光來看,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
誤解了。胡適並不是因為對溥儀有好感才發文,對民主制度的認知才是他不平則鳴的原因。胡適說他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但優待清室,牽涉國際信義,有條約依據。條約可以修正或廢止,前提是政府必須先和清室討論,達成新的共識。
見溥儀是人情味,反對強逼溥儀離宮則是對契約意識的堅持。胡適對腐朽文化極力批判,背後有學理支撐,他從不信口開河,不打落水狗,也不因人廢言。對民主制度、對人權、對科學、對自由,他緊追不捨。平日生活,則不離溫情。所謂人味,不過是相信人和人之間有同理心的存在。“要知處世似臨陣,終想做人如作詩。”這是胡適名句。處世不難,堅守原則不易,大體如人臨陣,不可行差踏錯。充實人生可求,有感情者自會像詩人般悲苦領會,從中找到生活意義。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也有記錄和胡適見面片段。溥儀被剛引進中國的電話吸引,翻著電話本,先是打給京劇演員楊小樓,不等他回應,把電話掛上。又打給雜技演員徐狗子,開了同樣玩笑。又打給餐館,用冒充地址,訂上等酒席。最後打給胡適,後來見面純屬玩笑結果,並非認真。書出版於1963年,胡適仍被視為洪水猛獸,戲謔文字不過是因時而制,前因後果還得和胡適、莊士敦的回憶共同比較,才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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