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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am 24/0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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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教育/01】知識能改變困境 難民自強不息

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何正圣
除了薪資與工作量不成正比,因學校聚集不同國籍的學生,語言隔閡亦是教學過程的一堵高牆。

“這些難民兒童稱之為‘學校’的地方,實際上只是城市中一家商店樓上的空間。書、筆和紙都很稀缺。沒有操場,也沒有地方可以奔跑玩耍。”這是聯合國難民署對難民學校的形容。

實際情況還要更嚴峻些。那日抵達導航帶往的雙溪龍鎮店屋,尋找一間名為Ciimnuai Learning Centre的難民學校。路上皆是成群結隊的本地大學生,再三確認仍不見任何招牌,唯街尾站著幾名穿小學校服的外籍學生。詢問之下,她指向一條黑暗,極似荒廢店屋的樓梯甬道──在那裡,往上走就是我們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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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本刊 梁馨元
攝影:本報 何正聖

將近1500方呎的店屋3樓,坐滿了約140名各年級的學生。擺滿桌椅的空間僅能側身行走,四五個班級共處一室,僅用三夾板隔離開來。當日大雨,雨水從屋頂漏進室內,課後學生忙著用紙皮吸水。

他們年齡不大,但都懂得以照顧這個空間為己任。上課期間室內悶熱,低年級學生喧譁聲不斷,幾位教師邊教課邊安撫學生,顯然忙不過來。

“這裡的老師流動很快,因為我們給不起太高薪水,但工作很辛苦。當他們在外面找到更好的工作就會比較,資金不足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來自緬甸欽族的校長南連利(化名)說。

踏入Ciimnuai Learning Centre,只見四五個班級共處一室,班級之間用三夾板隔開,因此悶熱與噪音都是他們日常上課的挑戰。

學校最小的學生3歲,最大則18歲。“我們必須收,不然他們的家長沒辦法工作,比起學校我們有時更像託兒所,”他輕聲笑著補充。

這也是難民學校的真實景象。

身分不明,權益不受保障

但你能真正定義“難民”嗎?Tharani Loganathan等人所撰〈無證件:對馬來西亞兒童的法律身分和教育提供情況的考察〉一文表示,馬來西亞的法並不區分“無合法身分證明”、“非公民”、“移民”和“無國籍”等詞語,因此它們可互換使用。這種身分上的不明,很常導致難民群體與非法移民混為一談。

2009年,南連利與妻子來到馬來西亞,接手了這間難民學校。來自緬甸西部欽邦(Chin State)的他,於聖經學校教學已有10年之久,多數時間與學生談神學與歷史。但輾轉逃難於此,問及是否曾想過自己的身分轉變,他答或許也如多數難民,解決眼下經濟困境才是首要考量。

辦校的這些年,南連利早已有了固定的日程。學校上課時間是10AM-3PM,放學後他與妻子照護住在宿舍的三十幾個孩子。晚課結束後,他處理教會與學校工作直到凌晨3時。早晨天剛亮,他又起身到學校準備,一天睡眠4小時。

但他接著笑說:“賺了多少又給回了學校,資金永遠不夠。”他的第二個命題便是難民學生的教育,“即使我沒有錢,但還是很常祈禱。日與夜,我都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教導他們,”南連利低聲說。

由於大馬並未簽署《1951年難民公約》和《1967年議定書》,更沒有針對難民權利擬定任何法律或行政框架;因此即使手握由聯合國難民署(UNHCR)所發出的難民證,前任內政部長韓沙再努丁也表示政府未承認,並將他們列為持有難民證的非法移民。

學校使用英國劍橋課綱的教育,以確保學生能報考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

然而,基於人道主義精神,政府允許他們在還未被重新安置前,暫時居留在大馬。根據2018年的數據顯示,馬來西亞為東南亞地區接納最多難民的國家;但問題在於,難民安置的課題一直都沒有一套妥善政策──孩子不能通過正規管道接受教育,父母無法合法就業,為了維持生活他們還能做些什麼?

被逮捕也順從,但我們還是需要工作

社區餐館、工廠、地盤工地……不難看見緬甸難民的身影。“我們需要繳付房租、伙食費,即使政府沒有簽署難民公約,我們還是必須工作。如果他們逮捕,我們也會順從,這也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南連利說。

被遣返回國後,有人仍然想盡辦法再來一次。反反覆覆的路程,南連利倒是印象深刻──多數時候他們都用雙腳穿梭在夜晚的密林,只有少數時間會在白天移動。雙腳走不到的路程就會搭車、渡海;如果通道沒有打開,便在密林藏匿三四天等待。這是成人與兒童難民共同的經歷與苦難。

曼諾老師希望學生在這裡獲得基礎教育之後有機會上大學,而擁有聯合國難民署所頒發的難民證,是上大學的基本條件。此外,也需要社會團體的經濟支援。

是什麼讓他們必須冒這樣的險?

“這絕對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如果我們繼續留在緬甸,每一天醒來,你永遠不知道迎接你的是什麼。”

迫害以各種形式存在於他們的日常──軍方與警察任意逮捕、酷刑和拘禁期間殺害,政府軍更是對克欽族、克倫族、若開族、羅興亞族和撣族人口施暴。每一天,他們都能聽見彈火的聲響近在咫尺,但逃離,是否唯一的選擇?

難民社區學習中心,唯一教育途徑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7月底,在馬來西亞註冊的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的人數高達18萬2010人。其中15萬7730來自緬甸,包括10萬5760名羅興亞人、2萬3300名欽族以及2萬8670名其他族群。

這所學校的學生,多數也是緬甸欽族的一員,上課時老師與學生嘗試用生澀的英語溝通,但放學後熟悉的緬語又此起彼落,年幼學生好似有了多一些安全感。

高年級的學生將學習操作打字軟體以及Photoshop、Illustrator等設計軟體,以提升未來工作技能。

平日,他們主要學習的科目是英語、數學與科學。南連利又笑說,自己太害怕數學了,但普遍上緬甸學生的數學能力較英語優勝。學校使用英國劍橋課綱的教育,以確保學生能報考國際中學教育普通證書(IGCSE)。學生的複印作業簿與課本疊成校長室的高牆,還有一些緬語的文學讀本,每逢週一南連利會帶學生回到母語的閱讀。

然而,學校顯然空間不足。打開另一扇門,裡頭擺放著幾臺電腦,角落還堆積一大籮馬鈴薯與洋蔥,都是學生午餐的食材。高齡段的學生將學習操作打字軟體以及Photoshop、Illustrator等設計軟體,以提升未來工作技能。然而,在適合上學年齡的2萬3823名難民中,只有30%有機會在社區學習中心就讀。

學生與老師親如家人,畢竟揹負著相同的命運,多數也說著相同的語言。

他們被拒進入正規教育系統,唯一的教育途徑是通過難民社區學習中心(CLCs)。而在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之下,全國目前設有133個學習中心,分別位於雪隆、霹靂、彭亨等地;這裡的場景,即是133個學習中心的縮影,只是少數得到較多經濟支援,而有條件建立較好的設施與環境。

生活不穩定,教育無法成為首要考量

南連利邊說著學校的情況,聲量容易被校長室外的喧譁聲淹沒。這裡同是幾塊三夾板圍合而成的空間,學生人數眾多,桌椅教材嚴重不足,缺乏良好的隔音設施,吵雜與悶熱是他們的上課日常。

目前學校有140名活躍學生,但隨著年齡增長,學生會選擇就業以幫補生計,不活躍的學生逐漸增加。曼諾(化名)老師說,“家長本身就沒有接受過教育,怎麼知道它有多重要?”因此在身分與權益都不明朗的情況下,他們更懷疑送子女上學的價值。

16名學生共同生活在一間650方呎的兩房組屋,客廳與走道都會是他們入睡的空間。屋裡一切從簡,他們最渴望的始終是得到重新安置的機會。

“因為工作是不合法的嘛,所以兩三個月可能就會失業,或者換了工作需要搬家,孩子能不能上學都是之後才考慮的事情。”即使在這裡,多數學生就住在附近10公里內的小區,有小型校車載送,每月包括交通、課本、作業簿、午餐僅需繳付200令吉的費用,但面對這樣的數額,許多家長卻不得不選擇放棄。

學校與宿舍,安全的庇護所

在距離學校步行5分鐘的地方,就是南連利租賃以作學生宿舍的廉價組屋。住得較遠的學生,每月多付100令吉,包括住宿、夜課與晚餐費。一間650方呎的兩房組屋,住著16名青少年。他們並沒有“空間”的概念,因而在客廳走道、沙發地板都能鋪上他們睡覺的單薄床褥。

他們的衣物不多,往往一個行李就能裝完。屋裡沒有多餘的傢俱用品,一切從簡,因為他們都期盼著得到重新安置的機會,拎起行李就能展開新生活。

放學後,學生依據值日表打掃,即使學校環境不佳,但彼此都盡力讓學校保持整潔。
難民孩子從學前年齡就開始自理生活,放學後洗衣、煮晚餐、複習功課又是一日。

南連利與妻子芒努(化名)一同來到馬來西亞,在此之前同為教師。因學校師資不足,她也教幾門課,放學後照顧學生起居與指導夜課,關係親如子女。她帶我們走上位於組屋4樓的宿舍,樓道陰暗潮溼,鏽跡與苔蘚斑斑。彼時正好是學生放學時間,遇上面帶笑容結伴回宿舍的他們。

“在緬甸,要接受良好教育並不容易,很多人生活在森林中。但這裡是一個市鎮,後面還有一間大學,尤其在這裡生存與溝通需要英文,”芒努老師說。

芒努老師每日在宿舍陪伴學生到夜課結束,即使教育不一定能改變他們的命運,但她無法想像,沒有接受教育的孩子會有怎樣的未來。

因此每天放學後,芒努都會來到學生宿舍,指導學生完成課業直到夜晚11時才離去。她不確定教育能改變學生的命運,但學多一點就是往前了一步。

宿舍裡的學生,從很小就懂得照顧自己的起居──放學後開始洗衣服、準備晚餐、打掃屋子……儘管房子簡陋,但他們都以辦置一個“家”用心,來完成每一個值日表上的待辦事項。

與幾個學生聊起未來,有的想要成為空服員到世界各地旅遊,有的想成為科學家。還有一個年約7歲的緬甸小女生說,她最期待的就是來臨的週末,與朋友步行到小區附近的公園玩上半天。芒努老師接著笑說,這也是許多學生最期待的時刻。

12歲的瑪微(左)與11歲的努菀(右)表示她們都希望可以上大學,且夢想著成為空服員與生物科技科學家。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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