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教育／02】等待重新安置中，努力學習與生活

理想教育可銜接大學，關注難民學子心理問題

對於高年級的學生，校方也開設社會科學課程如歷史、地理，以符合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D）考試的要求。較理想的情況，學生完成了十或十一年級後可報考普通教育發展證書（GED）考試，等同於美國的高中畢業證書。之後，經濟情況容許的學生可選擇在線大學，或將GED作為當地大學的入學憑證。

然而，實際情況並不理想。聯合國難民署發佈的《加快步伐: 危機中的難民教育》報告指出，難民兒童從小學進入中學階段的入學率急劇下降。雖然接近三分之二的難民兒童在小學接受教育，但順利進入中學的難民青少年不足四分之一。2018年，全球有84%的青少年在中學接受教育，但難民學子僅有24%。

問題在於，難民兒童即使接受了教育，得到經濟援助順利步入大學，但手握難民證且沒有合法工作權利，一紙大學文憑能否讓他們看見希望？“許多難民青少年因為不確定的未來，都在抑鬱情緒中掙扎。”法爾表示，難民兒童的未來可歸納為心理社會學的問題。

非政府組織如聯合國難民署（UNHCR）已開始重視，並試圖與政府商討解決方案。儘管前文提及政府不承認聯合國難民署所頒發的難民證之合法性，但法爾也補充道，馬來西亞政府在醫療方面為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提供了折扣，這亦是表達友善的方式。

此外，還有非政府組織積極提供難民心理輔導與醫療支持。但回到“難民學生未來”的課題，法爾亦無從解答，“聯合國難民署不能保證，每一個難民都能重新安置到第三國。”

而那些未被批准重新安置的家庭，他們有3個選項：回到原籍國、繼續在馬來西亞非法居留，或與第三國的人自行安排，但無疑需要人脈與大量資金。至此，他們該如何選擇？

技能培訓中心，為難民青少年提供出路

難民學校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資金，隨之影響的是無法聘請足夠數量與合格的師資，因此校長法爾坦言教師的工作量、壓力與薪資不成正比。來自緬甸佐米族的小艾2017年加入這所學校，雖然與報酬相比工作時間較長，但她認為這是回饋社區的方式。

除了提供教育，工作與培訓機會也是法爾支持難民社區的途徑之一。

小艾到來之前，曾在位於蕉賴的教育中心接受培訓。她形容，中心就像一所為15歲以上的難民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訓的學校。在無正規課綱的情況下，由當地志願者根據學生水平教授英語、數學和科學。通過志工教師的檢測後，學生簽下合約；當社區學校需要師資，中心便委派合格畢業生前往執業，可說是難民小孩完成初中教育後的出路之一。

學歷不被認證，一切重新開始

來到高等教育階段，證書、語言和費用都將會是他們面臨的極大障礙。逃亡期間，許多難民會丟失或損壞可證明學歷的證書或文件；外加尋求庇護的國家未必承認原籍國所頒發的證書，因此重新考獲備受認證的學歷證明，成為他們必經的折騰。

今年18歲，來自緬甸的蕊琳（化名）在10級（大馬中四）時停止了學業，來到這裡則需要從7級（大馬初中一）開始。但這裡的學習環境使她的英語無論在聽、說、寫都有明顯進步。

“因語言問題我需要不斷通過學習與測驗，才能拿到每個等級的證書，一切都像重新來過。”另一名來自斯里蘭卡的學生邁克（化名）以流利的英語回答。

但這樣的重頭開始，並未成為他們實現夢想的阻礙。即使未來不明朗，他們仍堅持朝理想邁進──邁克夢想成為科學領域的領導者，另一把聲音則說：“我希望當一名政治家，至少10年之後回到我的國家，團結全部種族，”這是來自緬甸的蕊琳付諸努力的理由。

在緬甸，學生與年輕人組成人民國防軍（PDF）對抗軍事政權；學生站起來反抗，但最後都逃不過被逮捕的命運。因而包括她在內，千萬人開始了未知的逃亡，而邁克一家則是因政治迫害被逼離開家園。雖然自己的父母曾為國家效力，但流亡的那天起，他形容自己就像被國家遺棄的子民。

深夜突擊行動，躲藏與習慣恐懼的日常

離開那一年，邁克才10歲。“每天我都有很多的恐懼，幾乎每晚都在哭。”恐懼與不安感籠罩他們的生活，“執法人員不停地突擊檢查，搜查難民並遣送回國，我們永遠都在躲藏，”邁克說。

剛過去的8月5日，移民局出動了60名官員在位於武吉蕉賴花園某公寓展開突擊行動，當場逮捕了425名因未持有有效身分證明、臨時工作準證過期及逾期逗留的非法外勞，年齡介於8至54歲。當中，部分人士持有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卡，並從事清潔及建築等相關工作。

外出工作、上學，或暴露於人前，意味著增加了被逮捕的幾率。學校執行員詹先生（化名）回憶起，當他與校長法爾放學後在社區午餐，會看見馬路上有人突然逃跑。“很多是學生的家長，因執法人員突擊檢查，他們匆忙放下手中工作竄逃。”

被逮捕意味著什麼？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教師妮藍（化名）表示：“我的丈夫當時只有難民署核發的‘約見卡’（Appointment Card），被逮捕後拘留了14天。家裡什麼也沒有剩下，兩個3與6歲的孩子飽受飢餓，我們不知可以向誰求救，這樣的情況發生了兩次。”

學生繳不上學費半途輟學，教師也無能為力

每個難民都有自己的噩夢，“在緬甸，讓我最恐懼的是軍隊，他們不斷騷擾你，讓你搬運武器、貨物，毆打與強暴，都是我們光天化日看見、聽見的場景。”因此蕊琳回憶起在緬甸的日子，每當出門也需要戴帽子、遮蔽起樣子以防被認出。

但來到這裡，他們依然需要藏匿。10年前還是一名學生的小艾領到難民證前，但凡看見穿著制服的警察就會害怕得躲起來。“10年過去了已經逐漸習慣，但我仍然害怕無法預見的深夜傳來連續的敲門聲，代表執法人員的行動來到門前了。”

制服、敲門聲、等待被重新安置的希望與落空……都是難民群體共同的恐懼與悲歌。因而妮藍老師說，“在這裡教書情緒很容易波動，因為學生和我有著一樣的掙扎，我們的經歷是那麼相似。”

小艾與妮藍老師看過許多學生半途輟學，“有些很聰明的學生就這樣離開了，雖然我想把他們留下來，但這表示我需要幫他們解決學費的問題，但我顯然無能為力。”皆因難民家庭經濟不穩定，當家長失業或面臨搬遷，孩子的學業便須終止。

面對這樣的不穩定，除了維持眼前的生活，他們還敢於談論未來嗎？

但在小艾這裡，她說最喜歡的還是烹飪。“如果有機會，我想去學習烹飪，接著開一間小小的餐館。但目前在學校，看著這些小孩學習、成長，接著終於等到被安置到第三國家；他們帶著所學的語言與知識離開，對我來說就足夠幸福了。”

小艾今年才23歲，離開家園12年。她從小學生長成大人，也在每一次的藏匿中習慣了恐懼。當未來太過遙遠，她僅希望自己在此刻盡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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