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极端、偏激言论,当我们感到义愤填膺、忍无可忍而“以牙还牙”的出言反击、诅咒、侮辱的时候,就已经中了政客们诡计:让一般马来人认为,华人都是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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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潮来袭,国家愈显两极化。想化解这种极端分化危机,安华的团结政府有4年时间,去力挽狂澜。
除了认真搞好经济,安华政府也必须严正看待政客们的极端言论,并从问题根源着手,因为政客们的极端论述,其实只是顺水推舟,顺着许多国人内心里的“干柴”毒素,稍一点火煽风,就产生“烈火”毒兆。只要能尽量化解长年累积的5个思维偏差,昌明大马就不会在这4年内被绿潮淹没。
自80年代开始,巫统开始了一种政治论述,说马来亚独立前曾有一份三大族群间的“社会契约”,在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之间达成,以让华印裔获得公民权,前提是必须承认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宪法明文规定马来人和土著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所有大马人都认同并接受。但“族群间的社会契约”这种政治论述,却不被学者们认同(例:理大政治科学教授阿末弗芝、宪法专家赛沙林法鲁奇教授、前副首相敦依斯迈儿子道菲克等),认为这是巫统糊弄群众的伎俩,以强化“巫统保护马来人”的英雄形象。
另,就算三党之间真的签了什么契约,这三党也不能代表各自的所有族人。可惜的是,经过长时间洗脑,大部分国人都接受了这种政治说辞,并支持种种不平等政策,更破坏国人之间的和谐和团结。
1977年,吉兰丹经历长达三个多月的紧急状态;隔年,伊斯兰党因党争积弱,州政权旁落巫统手里。1990年,伊党重夺政权,国阵和伊党的长期“伊斯兰化竞赛”自此掀开序幕,在政经文教等领域加强伊斯兰元素,以讨取选民欢心。
与此同时,马哈迪政权多年来不断把公共服务局奖学金优异生保送到埃及和中东等国家留学;留学生回国后,带回当时正热的伊斯兰复兴意识形态和思维观念。因为这种宗教教育的加强,加上同侪的社群压力,部分穆斯林的宗教行为变得更严格,对西方物资文化和科学思维也带有特定见解。
阿末弗芝后来把大马穆斯林群体分为两派:第一代和第二代伊斯兰主义者;前者支持当前伊党领导的保守作风,后者偏向拥护诚信党和其他较为契合现代化、改革性伊斯兰的一派。伊斯兰化竞赛的成果,使许多国人偏向接受独断的、无可议论的宗教思维,并搭配排除异己的观念模式。
1982年开始隶属首相署的国家干训局(Biro Tata Negara),一直都被巫统用来当作系统性洗脑人民、对付政敌的宣传机器;不幸的是,这些心理战术,也被利用向大学生散播“反华人”的思维。
真正的历史,必须是为已实际发生的事,进行叙述和理解,而不是改编历史以符合某方的政治利益。但大马公立学校的的历史课本,却含有大量偏离历史客观性的内容。因篇幅有限,相关细节容后再议。
长期洗脑国人的,还有过去的特定国营媒体(例:“过去式”的马来亚西前锋报、TV3等),它们近二十年间煽动种族情绪、伤害华印裔群体的报道方式,一直是大马社会心中的痛。
安华在维持团结政府的同时,也要收拾过去政府种下的烂手尾,并改变国人思维,不可谓简单任务。
身为平民百姓,当我们看到极端政客不断挑衅非穆群体,不能不反思这些言论的毒素源头,其实正是过去政府种下的恶因。
对这些极端、偏激言论,当我们感到义愤填膺、忍无可忍而“以牙还牙”的出言反击、诅咒、侮辱的时候,就已经中了政客们诡计:让一般马来人认为,华人都是极端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攻击的,(在大部分马来人眼里)是宗教修为高尚备受敬爱的长老(哈迪),是体恤穷人的善良英雄领袖(沙努西),是拼了命也要保护马来族群权益的老人家(马哈迪)。
大家可以问问吉丹登三州的马来同胞,也可以到马来社媒留意他们的看法,就知道这些华人认为很极端的政客,在大部分马来社群的心中,其实有极重的分量;而在传统马来文化里,当众(或在社媒和网络)攻击或辱骂他人,是个大忌,尤其是针对对他们有恩的、地位崇高的人。
逞口舌一时之快,只会掉入政棍们设下的圈套,让两极化更为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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