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南.私人小型飞机意外的法律责任追究

同样的，在上述的私人飞机意外，交通部长陆兆福承诺会透明化处理此案的调查工作，这方面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值得检讨的是，为何大马需要邀请10名来自美国、2名来自新加坡的调查专家，以协助本地调查单位的调查工作？在发现黑箱外壳严重损害后，为何需要送到新加坡实验室，以尝试提取相关的通话记录？

这是否也在提醒大马，虽然我国的一些廉航公司已在国内乃至全球普及化，包括近年来也培训了大量的飞行人员以满足此领域的商业需求，但在飞机制造技术层面，还有空难调查方面，大马还是严重缺乏相关的本土专家，而几乎必需完全依赖外援。

还有别忘了2014年发生的举世瞩目MH370空难。虽然至今还是无法找到任何残骸，调查工作也一筹莫展，大马民航管理局当时在监督有关班机航线乖离正轨的慢半拍表现，无疑已沦为全球话柄。一些受害者家属也因为该起空难失去了至亲，而陆续以合约法和侵权法为基础，向有关当局包括大马政府，采取民事索偿。

所以，回到上述的私人飞机空难，有关黑箱的对话记录调查，不只是为了挖掘真相，也对往后的问责追究乃至索偿，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鉴定有关空难的肇因，究竟是源自飞机的引擎等状况损害、飞机师操作疏忽、天灾空气、跟民航管理局的协调等层面。

当然，除了最关键的黑箱以外，其他环境证据，包括附近居民和公路使用者的录影等，都有助于探索事故的肇因。

最重要的是，首先必需鉴定事故的肇因，在刑事层面，当局才可鉴定承担责任的一方，并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严厉对付和制裁任何涉及疏忽的单位。而在民事行动方面，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空难最少涉及3个不同的行动基础。

首先在相关私人飞机公司和2名机长方面，彼此的关系是雇主和雇员。若主要肇因涉及飞机技术缺陷，那么机长家属可向航空公司乃至飞机制造商追究进一步的工作索偿。

然后在飞机公司和6名乘客方面，彼此的关系是服务提供者和客户。若肇因涉及飞机缺陷或机长疏忽，乘客家属可以责任替代（vicarious liability）基础，向飞机公司索偿。

最后在飞机公司、乘客和公路使用者方面，由于彼此没有直接合约关系，只能仰赖一般的侵权法底下的关怀责任和严厉责任（duty of care & strict liability）基础。

最重要的是，由于类似的飞机公司一般都有被当局强制要求购买保险，以应付此领域的高风险状况；而有些死者罹难前也尚年轻、有工作，死者家属们必须在这方面向有关公司采取民事索偿，确保妻小们的长期生活需要能获得妥善照顾。而大马执法当局也必须在这方面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我国的飞安品质和乘客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