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健南.私人小型飛機意外的法律責任追究

同樣的，在上述的私人飛機意外，交通部長陸兆福承諾會透明化處理此案的調查工作，這方面的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值得檢討的是，為何大馬需要邀請10名來自美國、2名來自新加坡的調查專家，以協助本地調查單位的調查工作？在發現黑箱外殼嚴重損害後，為何需要送到新加坡實驗室，以嘗試提取相關的通話記錄？

這是否也在提醒大馬，雖然我國的一些廉航公司已在國內乃至全球普及化，包括近年來也培訓了大量的飛行人員以滿足此領域的商業需求，但在飛機制造技術層面，還有空難調查方面，大馬還是嚴重缺乏相關的本土專家，而幾乎必需完全依賴外援。

還有別忘了2014年發生的舉世矚目MH370空難。雖然至今還是無法找到任何殘骸，調查工作也一籌莫展，大馬民航管理局當時在監督有關班機航線乖離正軌的慢半拍表現，無疑已淪為全球話柄。一些受害者家屬也因為該起空難失去了至親，而陸續以合約法和侵權法為基礎，向有關當局包括大馬政府，採取民事索償。

所以，回到上述的私人飛機空難，有關黑箱的對話記錄調查，不只是為了挖掘真相，也對往後的問責追究乃至索償，帶來深遠的影響。尤其鑑定有關空難的肇因，究竟是源自飛機的引擎等狀況損害、飛機師操作疏忽、天災空氣、跟民航管理局的協調等層面。

當然，除了最關鍵的黑箱以外，其他環境證據，包括附近居民和公路使用者的錄影等，都有助於探索事故的肇因。

最重要的是，首先必需鑑定事故的肇因，在刑事層面，當局才可鑑定承擔責任的一方，並進一步採取法律行動，嚴厲對付和制裁任何涉及疏忽的單位。而在民事行動方面，必須指出的是，上述空難最少涉及3個不同的行動基礎。

首先在相關私人飛機公司和2名機長方面，彼此的關係是僱主和僱員。若主要肇因涉及飛機技術缺陷，那麼機長家屬可向航空公司乃至飛機制造商追究進一步的工作索償。

然後在飛機公司和6名乘客方面，彼此的關係是服務提供者和客戶。若肇因涉及飛機缺陷或機長疏忽，乘客家屬可以責任替代（vicarious liability）基礎，向飛機公司索償。

最後在飛機公司、乘客和公路使用者方面，由於彼此沒有直接合約關係，只能仰賴一般的侵權法底下的關懷責任和嚴厲責任（duty of care & strict liability）基礎。

最重要的是，由於類似的飛機公司一般都有被當局強制要求購買保險，以應付此領域的高風險狀況；而有些死者罹難前也尚年輕、有工作，死者家屬們必須在這方面向有關公司採取民事索償，確保妻小們的長期生活需要能獲得妥善照顧。而大馬執法當局也必須在這方面加強執法力度，提高我國的飛安品質和乘客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