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立.昌明经济与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改革

当时，我国仍高度依赖原产品的生产导致约49%的人口处于贫穷线内，国家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立竿见影的政策。

由于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以进行全面改善，因此以土著作为主要人口组成并占大部分贫穷人口的出发点，重点扶持土著以达到快速减少贫穷和收入差距的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而其核心概念自此延续至今。

该政策在80年代成功地将贫穷人口急剧减少至20%，并在随后的日子里稳步下降。

然而，贫穷人口的数据之前颇受诟病。在2019年之前，我国采用了国际贫困线收入标准，即1人每天需要1.9美元（该国际贫困线于2022年上调至2.15美元），这导致我国一个家庭四口的平均收入要低于980令吉才被划为贫穷。这个收入标准甚至低于我国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从而被普遍认为低估了我国的贫困问题。

因此，社会呼吁政府应采用更准确的收入标准来定义贫穷人口，例如使用国际中上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收入标准（2022年后为1人每天需要6.85美元，此前为5.50美元），而非较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标准。

2019年，我国统计局针对此问题进行了改进，将家庭贫困线收入标准提高到了2208令吉，并在2022年上调至2589令吉，相信这个新标准能作为更实际的参考。

而采用这个较高的标准，我国在2022年的贫穷家庭比率为6.2%。与此同时，政府也将此政策视为改善我国收入差距状况的重要推动力。

常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其中，0代表社会中所有人分享相等的收入，即完全收入平等；而1则代表一个人占有整个社会的全部收入，即完全收入不平等。

换句话说，较低的基尼系数表示社会的收入差距较小或更为理想。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70年为0.51，在2022年改善至0.40，期间改善了约21%。

结合贫困家庭比例的下降和收入差距改善的趋势，再加上近年来的数据，似乎为继续重点支持土著的政策提供了正当性和理论支持。

以统计局8月初发布的正式领域员工收入为例，土著族群的收入中位数是三大族群中最低的。今年7月底发布的贫困线报告也显示土著族群有着最高的贫困比例。同时，2022年家庭收入报告的发布也得出了土著族群的收入相对较低的结论。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被忽略的情况。以2019年家庭收入调查报告为例（至截稿为止，笔者尚未寻得最新的2022年报告详情），尽管低收入家庭中土著族群的比例最高，但在高收入家庭中同样占有最高的比例。

换句话说，土著族群内部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而2022年的报告则显示，华裔和印裔甚至面临更高的基尼系数。

当政策只注重于扶持土著族群而忽略了土著族群内部以及其他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个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

以只允许土著承包商获得指定工程为例，其本意在于鼓励土著与其他族群合作，前者获得所需的知识而后者获得发展的机会，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然而，这个政策的漏洞可能导致寻租活动（rent seeking）的出现，而非真正的知识转移，政策效果与初衷将背道而驰。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虽然自70年代以来贫穷与收入差距问题有所改善，但改善主要集中在政策执行的早期阶段。例如，基尼指数在80年代平均改善了5%，但在90年代和00年代，改善幅度仅平均少于0.1%。

幸运的是，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愿意为此付诸行动。在最近的昌明经济演讲中，首相指出土著贫困问题是不容否认的，但其他族群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以马来西亚人民整体作为一个出发点。

相信如果随后公布的新政策能够如承诺般的制定与执行，这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与长期发展产生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