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立.昌明經濟與減少收入差距的政策改革

當時，我國仍高度依賴原產品的生產導致約49%的人口處於貧窮線內，國家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立竿見影的政策。

由於政府缺乏足夠的資源以進行全面改善，因此以土著作為主要人口組成並佔大部分貧窮人口的出發點，重點扶持土著以達到快速減少貧窮和收入差距的新經濟政策應運而生，而其核心概念自此延續至今。

該政策在80年代成功地將貧窮人口急劇減少至20%，並在隨後的日子裡穩步下降。

然而，貧窮人口的數據之前頗受詬病。在2019年之前，我國採用了國際貧困線收入標準，即1人每天需要1.9美元（該國際貧困線於2022年上調至2.15美元），這導致我國一個家庭四口的平均收入要低於980令吉才被劃為貧窮。這個收入標準甚至低於我國當時的最低工資標準，從而被普遍認為低估了我國的貧困問題。

因此，社會呼籲政府應採用更準確的收入標準來定義貧窮人口，例如使用國際中上收入國家的貧困線收入標準（2022年後為1人每天需要6.85美元，此前為5.50美元），而非較適用於低收入國家的標準。

2019年，我國統計局針對此問題進行了改進，將家庭貧困線收入標準提高到了2208令吉，並在2022年上調至2589令吉，相信這個新標準能作為更實際的參考。

而採用這個較高的標準，我國在2022年的貧窮家庭比率為6.2%。與此同時，政府也將此政策視為改善我國收入差距狀況的重要推動力。

常用來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是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其中，0代表社會中所有人分享相等的收入，即完全收入平等；而1則代表一個人佔有整個社會的全部收入，即完全收入不平等。

換句話說，較低的基尼係數表示社會的收入差距較小或更為理想。我國的基尼係數在1970年為0.51，在2022年改善至0.40，期間改善了約21%。

結合貧困家庭比例的下降和收入差距改善的趨勢，再加上近年來的數據，似乎為繼續重點支持土著的政策提供了正當性和理論支持。

以統計局8月初發布的正式領域員工收入為例，土著族群的收入中位數是三大族群中最低的。今年7月底發佈的貧困線報告也顯示土著族群有著最高的貧困比例。同時，2022年家庭收入報告的發佈也得出了土著族群的收入相對較低的結論。

然而，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會發現一個被忽略的情況。以2019年家庭收入調查報告為例（至截稿為止，筆者尚未尋得最新的2022年報告詳情），儘管低收入家庭中土著族群的比例最高，但在高收入家庭中同樣佔有最高的比例。

換句話說，土著族群內部同樣面臨著嚴重的收入差距問題。而2022年的報告則顯示，華裔和印裔甚至面臨更高的基尼係數。

當政策只注重於扶持土著族群而忽略了土著族群內部以及其他族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可能會導致一個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

以只允許土著承包商獲得指定工程為例，其本意在於鼓勵土著與其他族群合作，前者獲得所需的知識而後者獲得發展的機會，從而達到雙贏的局面。然而，這個政策的漏洞可能導致尋租活動（rent seeking）的出現，而非真正的知識轉移，政策效果與初衷將背道而馳。

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雖然自70年代以來貧窮與收入差距問題有所改善，但改善主要集中在政策執行的早期階段。例如，基尼指數在80年代平均改善了5%，但在90年代和00年代，改善幅度僅平均少於0.1%。

幸運的是，政府似乎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並願意為此付諸行動。在最近的昌明經濟演講中，首相指出土著貧困問題是不容否認的，但其他族群同樣面臨著類似的問題，因此在制定政策時需要以馬來西亞人民整體作為一個出發點。

相信如果隨後公佈的新政策能夠如承諾般的制定與執行，這將會對我國社會結構與長期發展產生正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