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导演刘国瑞 / 做电影需思考作品的价值

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一直到大学毕业，仍未找到答案。他留在香港生活，参加许多与纪录片、编剧有关的工作坊和课程，渐渐觉察影像创作对他的吸引力，并且在创作过程收获快感，于是毅然投身到电影行业。

“当时，我觉得最开心的是拍摄纪录片。有很多事情在这世上发生，你可以用摄像机去捕捉属于你的视角，然后通过剪辑剪成属于你的故事，这是我最初对于电影制作的感受。”

那时刚踏入影视制作领域的他，实际上并无“非当导演不可”的决心，尤其是初始他接触的大多是纪录片和独立电影，很多时候需要一人分饰多角，从摄像师到剪接等多个岗位皆一手包办。

“纪录片的成品需要靠剪接来完成，这是由于拍摄初期，你并不是很清楚这些素材会怎么用。我会觉得说，这某种程度能打开你对电影的想像。因为很多人会认为电影是按照剧本去拍和剪，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透过剪接可以完全颠覆你一开始想像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做剧情片，也不会拘泥于一定要把自己一开始的想法拍出来。”

藏在电影背后的身分认同

电视广告副导演这工作锻炼了他的技术和沟通能力，纪录片拍摄则赋予他人文关怀的视角，如此经过长达数年的历练，在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拥有参与一些竞赛的资格后，成功获得拍摄基金，2017年第一部短篇电影《九号公路》便出炉了。

尽管《九号公路》是表达他对于身分认同困惑的作品，可是他依旧认为，这还不是最切中他生命的议题，于是又开始继续摸索，寻找他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大马人视角和意义。

“做电影，尤其是当导演要不断地思考为什么需要你去拍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对你自己本人和现代电影有什么价值？那你的作品才会有存在的意义。”

尔后，2018年承载着他浓厚的情感投射，以巴基斯坦裔的Uber司机为主角的《末路穷途》诞生了。

而从《九号公路》、《末路穷途》，乃至自编自导首部长篇剧情片《白日青春》，实际上是在讲述关于人在异乡和身分认同的故事，他不讳言这与他自身经历有关。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不会停止思考。假设我在马来西亚，这种感受会轻一点，毕竟我是这里的公民，我拍的每帧画面、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无需解释、说服别人：这是马来西亚电影。

但是，若我作为移民到香港的马来西亚人，然后我拍的香港电影，必须要说服大家这是什么电影？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希望拍“自由”的作品

由于刘国瑞同时也是一名职业编剧，加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创作过程自然水到渠成，仅用３个月就完成《白日青春》剧本第一稿。从筹备、拍摄、成片到上映，算上疫情的耽误，也只花三年多的时间。

“我花很多时间去面试素人演员，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拍素人演员，也不害怕用素人演员，因为我很有信心会把他们调整成适合这部电影的演员。”

饰演主角莫青春（哈山）的小演员林诺，也是他通过海选一眼相中。

《白日青春》上映后成绩斐然，曾入围第18届大阪亚洲电影节、第25届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竞赛单元，也一举获得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原著剧本奖项，并在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员及新晋导演四项提名等辉煌成绩。

但是这部作品却一直等到7月27日“第6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上才有机会登上我国的大屏幕，且这一天甚至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举办活动的商场发生大停电，差一点与我国观众缘悭一面，所幸电影顺利播完。

我们第二次会面就在电影上映后的隔天。

戴着红色鸭舌帽，搭配一身黑的刘国瑞更显白净斯文，说话语调依然甚少高低起伏；由里到外的平和，从上到下透露出“佛系”的气场仍保持不变，于是我不禁好奇情绪如此稳定的他，亦会出现波动吗？

“也有，但是解决问题的手法永远比问题多。

“我可以很好地区分创作跟社会的生活，因为我认为创作的生活需要我去发挥很多能量，所以我希望把最大的能量和生活感悟都放在创作里。”

但“佛系”如他亦会感到焦虑，只是他的“焦虑”显然跟如今内容创作者的“焦虑”不同。

“我人生最大的焦虑肯定是来自于创作，可是若完全没有焦虑，就不会创作。因为焦虑是一个创作人会有的动力。

“对我来讲，不是因为焦虑而‘一定要去拍什么’，是要到‘非拍不可’才去拍。”

何谓“非拍不可”？

比如2015年左右，他已经了解在港难民的议题，也希望能拍出什么作品，当下觉得自己和他们的处境产生共鸣。

于是，他在这段时间搜集资料，甚至去当义工权当积累，并没有强迫自己马上推进《白日青春》项目。

“当我不觉得足以完成让我引以为傲的作品时，我不会去做。”

后来，万事俱备只欠他自己这股不可替代的东风，就是到了“非拍不可”的阶段。

“如果我这么放下，就没人会捡起来拍了。换个香港人拍这个题材，可能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他坦言，在筹备工作中，许多挑战是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最难以攻克的莫过于“钱”。

“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没法变出钱来。”

但这不意味着他会为了资金选择让步，至少短期内他并不打算拍摄“不自由”的作品。

“至少未来几年，我觉得还是要花时间去做自己觉得新鲜好玩的东西。”

他曾在分享会提到，他下一个目标是拍摄马来西亚的故事，只是目前还只是一个雏形，仍需要继续摸索。

“我跟居住在本土的大马人不同，我是一个失去‘细节’的大马人。可能我最熟悉的是成长的地方——麻坡，但我并不熟悉麻坡以外的地方，所以我没有细节的东西。

核心肯定是普世的，但我还在寻找载体。”

畏惧自己的作品能量太大

讲述性侵儿童问题的韩国电影《熔炉》上映后，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有关课题，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重启故事原型——光州仁和聋哑学校的性侵犯及暴力对待一案，还推动修法即《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称熔炉法。

由此可见一部电影的力量之大，只是这种改变社会的力量，并非人人希望拥有的，比如刘国瑞。

“其实我对于影响这么多人，我会觉得很害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能量，而且是集体性的。”

“年轻一点的时候会很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年纪越大，我会越怕。反而，我觉得一个真正运作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在保持集体的同时赋予最大的个人自由。”

相比起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力量，他倒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对个人造成影响，赋予每个人追求属于他自己的幸福和自由，不要害怕成为社会中不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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