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導演劉國瑞 / 做電影需思考作品的價值

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一直到大學畢業，仍未找到答案。他留在香港生活，參加許多與紀錄片、編劇有關的工作坊和課程，漸漸覺察影像創作對他的吸引力，並且在創作過程收穫快感，於是毅然投身到電影行業。

“當時，我覺得最開心的是拍攝紀錄片。有很多事情在這世上發生，你可以用攝像機去捕捉屬於你的視角，然後通過剪輯剪成屬於你的故事，這是我最初對於電影製作的感受。”

那時剛踏入影視製作領域的他，實際上並無“非當導演不可”的決心，尤其是初始他接觸的大多是紀錄片和獨立電影，很多時候需要一人分飾多角，從攝像師到剪接等多個崗位皆一手包辦。

“紀錄片的成品需要靠剪接來完成，這是由於拍攝初期，你並不是很清楚這些素材會怎麼用。我會覺得說，這某種程度能打開你對電影的想像。因為很多人會認為電影是按照劇本去拍和剪，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透過剪接可以完全顛覆你一開始想像的東西，所以後來我做劇情片，也不會拘泥於一定要把自己一開始的想法拍出來。”

藏在電影背後的身分認同

電視廣告副導演這工作鍛鍊了他的技術和溝通能力，紀錄片拍攝則賦予他人文關懷的視角，如此經過長達數年的歷練，在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擁有參與一些競賽的資格後，成功獲得拍攝基金，2017年第一部短篇電影《九號公路》便出爐了。

儘管《九號公路》是表達他對於身分認同困惑的作品，可是他依舊認為，這還不是最切中他生命的議題，於是又開始繼續摸索，尋找他作為一個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大馬人視角和意義。

“做電影，尤其是當導演要不斷地思考為什麼需要你去拍這部作品？這部作品對你自己本人和現代電影有什麼價值？那你的作品才會有存在的意義。”

爾後，2018年承載著他濃厚的情感投射，以巴基斯坦裔的Uber司機為主角的《末路窮途》誕生了。

而從《九號公路》、《末路窮途》，乃至自編自導首部長篇劇情片《白日青春》，實際上是在講述關於人在異鄉和身分認同的故事，他不諱言這與他自身經歷有關。

“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議題，所以我不會停止思考。假設我在馬來西亞，這種感受會輕一點，畢竟我是這裡的公民，我拍的每幀畫面、說的每一句臺詞都無需解釋、說服別人：這是馬來西亞電影。

但是，若我作為移民到香港的馬來西亞人，然後我拍的香港電影，必須要說服大家這是什麼電影？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希望拍“自由”的作品

由於劉國瑞同時也是一名職業編劇，加上多年的觀察和思考，創作過程自然水到渠成，僅用３個月就完成《白日青春》劇本第一稿。從籌備、拍攝、成片到上映，算上疫情的耽誤，也只花三年多的時間。

“我花很多時間去面試素人演員，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我喜歡拍素人演員，也不害怕用素人演員，因為我很有信心會把他們調整成適合這部電影的演員。”

飾演主角莫青春（哈山）的小演員林諾，也是他通過海選一眼相中。

《白日青春》上映後成績斐然，曾入圍第18屆大阪亞洲電影節、第25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競賽單元，也一舉獲得第59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原著劇本獎項，並在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員及新晉導演四項提名等輝煌成績。

但是這部作品卻一直等到7月27日“第6屆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上才有機會登上我國的大屏幕，且這一天甚至發生了一個小意外：舉辦活動的商場發生大停電，差一點與我國觀眾緣慳一面，所幸電影順利播完。

我們第二次會面就在電影上映後的隔天。

戴著紅色鴨舌帽，搭配一身黑的劉國瑞更顯白淨斯文，說話語調依然甚少高低起伏；由裡到外的平和，從上到下透露出“佛系”的氣場仍保持不變，於是我不禁好奇情緒如此穩定的他，亦會出現波動嗎？

“也有，但是解決問題的手法永遠比問題多。

“我可以很好地區分創作跟社會的生活，因為我認為創作的生活需要我去發揮很多能量，所以我希望把最大的能量和生活感悟都放在創作裡。”

但“佛系”如他亦會感到焦慮，只是他的“焦慮”顯然跟如今內容創作者的“焦慮”不同。

“我人生最大的焦慮肯定是來自於創作，可是若完全沒有焦慮，就不會創作。因為焦慮是一個創作人會有的動力。

“對我來講，不是因為焦慮而‘一定要去拍什麼’，是要到‘非拍不可’才去拍。”

何謂“非拍不可”？

比如2015年左右，他已經瞭解在港難民的議題，也希望能拍出什麼作品，當下覺得自己和他們的處境產生共鳴。

於是，他在這段時間蒐集資料，甚至去當義工權當積累，並沒有強迫自己馬上推進《白日青春》項目。

“當我不覺得足以完成讓我引以為傲的作品時，我不會去做。”

後來，萬事俱備只欠他自己這股不可替代的東風，就是到了“非拍不可”的階段。

“如果我這麼放下，就沒人會撿起來拍了。換個香港人拍這個題材，可能就不是這個味道了。”

他坦言，在籌備工作中，許多挑戰是可以解決的技術問題，最難以攻克的莫過於“錢”。

“其他問題都可以解決，但是你沒法變出錢來。”

但這不意味著他會為了資金選擇讓步，至少短期內他並不打算拍攝“不自由”的作品。

“至少未來幾年，我覺得還是要花時間去做自己覺得新鮮好玩的東西。”

他曾在分享會提到，他下一個目標是拍攝馬來西亞的故事，只是目前還只是一個雛形，仍需要繼續摸索。

“我跟居住在本土的大馬人不同，我是一個失去‘細節’的大馬人。可能我最熟悉的是成長的地方——麻坡，但我並不熟悉麻坡以外的地方，所以我沒有細節的東西。

核心肯定是普世的，但我還在尋找載體。”

畏懼自己的作品能量太大

講述性侵兒童問題的韓國電影《熔爐》上映後，引起社會大眾關注有關課題，巨大的輿論壓力不僅重啟故事原型——光州仁和聾啞學校的性侵犯及暴力對待一案，還推動修法即《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又稱熔爐法。

由此可見一部電影的力量之大，只是這種改變社會的力量，並非人人希望擁有的，比如劉國瑞。

“其實我對於影響這麼多人，我會覺得很害怕。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能量，而且是集體性的。”

“年輕一點的時候會很喜歡這種東西，但是年紀越大，我會越怕。反而，我覺得一個真正運作良好的社會應該是在保持集體的同時賦予最大的個人自由。”

相比起推動社會改革的巨大力量，他倒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對個人造成影響，賦予每個人追求屬於他自己的幸福和自由，不要害怕成為社會中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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