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90後社畜,我與好友鵝梨蝦有著數不盡的共同話題和極其相似的遭遇。我倆樂於與對方在這煩囂的都市生活中一同構建一片容許我只是我,她只是她的精神樂園。哪怕me too已從藝文圈燃至娛樂圈,我倆身處的大環境對女性、對受害者、對性騷擾的態度也依然不算太友好,其中更不乏把整件事當成一場笑話的吃瓜群眾。所有我們曾經吃過的虧,吞過的淚水,也只有在那個僅存在於精神與幻想裡的樂園得到抒發。
因此,當我在大銀幕上看見那個女孩們可以肆意追尋所有夢想,穿著露背短裙也毫無男凝(編按:男性凝視,male gaze,在這個視角下,女性只能成為“被觀看的人”)與“鹹豬手”之隱憂的芭比樂園時,我狠狠地哭了。在那無數個重疊交錯的天馬行空樂園裡,我倆的最愛與最痛就是“假若我們活在女權世界”。 我甚至能共情芭比只想選擇高跟鞋,不想來到現實世界的心理。當然,我依然認為著高跟鞋是現代版纏足。但在天生“踮腳尖”的芭比眼裡,高跟鞋才是最符合身體構造的舒適追求。何況,她還是最符合人們刻板印象的“Stereotypical Bar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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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引起性別對立,但據現實生活觀察,絕大部分男性都無法真正理解女性對刻板印象和標籤化的厭惡。我談不上是什麼大美女,但因為性格較為內斂,妝扮風格也較為女性化,就經常被一些還不太熟悉的書友文友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性格柔弱,更有男書友乾脆說我就是可以無限度容忍他所有低俗笑話與對女性的不尊重的好欺負菟絲花。
然而,一個未滿18歲就離家在外唸書的女孩,真會是柔弱菟絲花嗎?我們曾試過獨自到IKEA選購大小傢俱、試過獨自把厚重床褥搬入公寓臥室、試過獨自組裝床架鞋櫃、試過獨自一人走過凌晨暗黑無人的小巷、試過獨自入院動手術、更試過在地鐵站與掠奪匪對峙再自己到警局報案……一樁一件,全是活生生甘苦交雜的親身經歷,委實沒必要透過親吻自己二頭肌或剪去長髮、換上黑白西裝的方式來宣示獨立與力量。
無可否認,男性朋友也可以說那些亦是他們的經歷。可是,為何同樣的寒窗苦讀、同樣的文憑學位、同樣的案牘勞形,卻還要像電影中的Mattel高層那樣,窮追不捨、不屈不撓地想將一個個活色生香的女孩裝進精美的娃娃包裝盒裡?為何又要理所當然地拿女性來當低俗娛樂和談資,而不覺得那多少是對自己母親的背叛?被賦予誕育生命,擁有如此神聖價值的乳房和陰道,曾幾何時又成了帶有羞恥感和性暗示的器具?
波伏娃在《第二性》寫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
誰曾想,在一部猶如粉紅轟炸機般的爆米花電影裡,曾被認為宣揚女性外貌焦慮的芭比,居然赤裸裸地呈現這個,在隱蔽版的父權社會里,大家理性上都知道,情感與行為上卻不全然認可的真相。其實所有人都沒有所謂的出廠設置,制定我們必須長成哪一種模樣。身邊男性朋友總在抱怨社會對男性的要求:有事業心、社交能力強、富有運動細胞、駕駛技術、不可以流淚……都壓得他們透不過氣,所以忍不住認為女性就是父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女性應該柔婉、應該纖瘦、不應該有事業野心,又何嘗不令女性倍感窒息?
自我懷疑已糾纏我大半生
很多人說電影中Gloria那一段獨白太突然,也太說教。可那些是不少女性從小到大,日復一日的真實人生。我哪怕一整天哪裡也沒去,也會無端遭男書友諷刺只看女性作家的小情小愛,喜惡更會被惡意曲解成只是見不得另外一位美女作家更優秀。
或許是我太敏感,又或許是我自尊心太強,我經常能在別人的言語和文字間讀出對男性的崇拜和對女性的貶低。比如女性作家就常被默認為只懂小情小愛,不懂家國情懷和社會冷暖。也難怪作家芭比被“洗腦”以後,會認為自己沒資格得到諾貝爾獎。
而這種看似荒誕的自我懷疑已糾纏我大半生。
我和鵝梨蝦都曾被男性辱罵是在打“女拳”,更曾被一些女性“好言相勸”,讓我們接受男性明顯不懷好意的凝視,只當一個漂亮的芭比就好。可卻沒人願意在要求女性忍讓和包容的同時,也要求男性以平等的姿態來看待女性。
我倆就像是瘋狂想逃離Mattel總部大廈的芭比,明明什麼都沒做,就被默認會給現實世界帶來破壞。
可笑的是,我倆由始至終最渴望的,不過是能夠自由地成為最純粹的賈思敏和鵝梨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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