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于1928年第三次游访海外,这是他35岁短暂人生路的最后一次游历。这一年31岁的徐志摩为了排解与第二任妻子陆小曼在婚姻上的不快,毅然从上海出发,先后到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返国途中,船经东南亚,停留缅甸和新加坡。
这一趟出游后,徐志摩陆续发表他的文学成果,其中以星洲为背景的小说〈浓得化不开〉(星加坡)和经典诗作〈再别康桥〉发表于12月的《新月》月刊,还包括了他在新加坡的诗作〈他眼里有你〉发表于11月的《新国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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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南洋想像”早已引起多位马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认定这一片番外之邦的椰雨蕉林给了作家别一样的幻想。〈浓得化不开〉描绘了主人公廉枫在旅途中停留新加坡时的所知所感,某种程度上反射了徐志摩在这段历程中的内在情感。这位体现着叛逆、自由和创新精神的“五四“新文学巨匠,似乎只有到了南洋异国才真正获得情欲上的快感。
正如郁达夫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那股无以抑制的情欲之火致使他“沉沦”。然而,较之于郁达夫,徐志摩似乎显得更奋进,更勇敢一些。当廉枫在新加坡遇上了那位妖艳撩人的朱古律女郎,唤醒了他内心积压已久的爱欲和热情。“你不爱我吗?我知道你爱,方才你在楼梯边看我我就知道,对不对亲孩子?紫姜辣上了他的脸庞,救驾!快辣上他的口唇了。”若不是赤道上火热的风情,徐志摩口中“浓得化不开”的爱语,也就不容易如此倾泻。这一年,已近而立之年的徐志摩经历了不少情事。1925年,徐志摩第二次欧游,他将两本日记和书信全交给了红颜知己凌叔华保管。徐志摩不交予林徽因,也没有托付陆小曼,回国后,他和陆小曼成婚,那只装载所有徐志摩秘密情史的“八宝箱”一直留在凌叔华那里。
1931年,诗人遭遇空难不幸离世。八宝箱争夺战在上述几个现代文人之间上演,最终胡适介入其中,由林徽因请求他出面找凌叔华归还两本《康桥日记》。凌叔华这个遗稿托管人并不知道日记已落入林徽因手中,甚至林徽因在晚年将之付之一炬。
1925年,年仅30岁的徐志摩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他担任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团的翻译,与胡适、陈西滢共同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他也是北大教授,热衷参与新月诗社,故有梁实秋这一说:胡适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但事实上徐志摩才是新月的灵魂。欧游回来后,他接任《晨报》主编,为那一趟的俄罗斯观察写下了〈欧游漫录〉,同时那些经典作品如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巴黎的鳞爪》、《我所知道的康桥》和信札《爱眉小札》几乎都是在这时候写成的。随后,他与胡适等人筹办新月书店,并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新月诗派自此从北平转移至南方。
“诗人的想像”无疑是徐志摩的天赋,正如林徽因所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然而,他敏锐的洞察力、冷静的分析能力,反映在新文化运动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身上。那一趟莫斯科之行,他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参谒列宁遗体,他对革命后的俄罗斯景观感到痛心。他所看到的——大学教授贫困、窝囊,“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又因为苏俄政府的专制,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他因此明白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靠中国人自己,“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不得不说,站在当时国家的改革大道上,徐志摩有着参透时局的清醒。
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总是让人轻易传诵。但在徐志摩短暂如烟火的人生中,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胡适总结说,他的人生追求最终归结在爱、自由和美这三大信仰。
1956年,凌叔华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之聘前来。你认为她在岛国上会想起30年前那些“浓得化不开”的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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