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標的方法是提高人民的收入,特別是低收入群體,以增強他們的抗風險能力。其次,需要改進我國的糧食自給率。減少對糧食進口的依賴可以減輕我們對國際糧食價格波動的敏感性。更多本地糧食供應也能用於替代進口糧食,減少我們受國際糧食價格波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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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黑海谷物倡議至今仍在商討是否延續的階段,再加上今年的惡劣天氣導致糧食產量不佳,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的風險正在加大。
以亞洲主食白米為例,印度作為世界主要大米出口國,之前為了維護國內糧食價格的穩定採取了對特定大米的出口禁令。這導致的供應減少自然對糧食市場價格產生了衝擊。來自泰國大米出口商協會的數據顯示,香米的價格從7月底到8月底上漲了約10%,其他大米品種也大致呈上漲趨勢。此外,大馬國家稻米公司也宣佈自9月1日起,進口白米的價格將上漲約36%。
當國際糧食供應不足並導致價格上漲時,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減少對進口的依賴,通過本地糧食供應來滿足需求。不幸的是,我國的糧食自給率相對較低。根據統計局2021年的數據,只有大約52%的糧食產品能夠滿足國內需求。以大米為例,我國國內需求的約35%依賴進口。
因此,在國際糧食價格上漲加上我國糧食自給率不足的情況下,糧食價格通脹恐怕是我們短期內難以避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遺憾的是,這會對經濟適應能力較低的低收入家庭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由於糧食是每個家庭必要的基本開支,儘管高收入群體可能在此方面花費更多,但他們的高收入使得這一開支的上升對他們的影響較小,因此他們在總開銷中此方面的比例會下降。
根據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022年家庭開銷調查報告,低收入家庭(B40)每月平均在食品與飲料上花費675令吉,佔總開銷的23.1%。在底層20%收入的家庭中,這一比例更高,達到了25.2%,而在21%至40%的收入範圍內的家庭中,這一比例下降至21.7%。
中等收入家庭(M40)的平均開支為899令吉,開銷比例降至17.1%。在41%至60%收入範圍內的家庭中,這一比例為18.8%,而在61%至80%的高收入家庭中,這一比例進一步降至15.8%。
高收入家庭(T20)在食品與飲料上的開支上升至1101令吉,但僅佔總開銷的11.2%。
簡而言之,高收入群體的糧食開支金額較高,但佔比較低。因此,當發生糧食價格通脹時,高收入家庭在開支金額上受到更大的影響,但低收入家庭在比例上承受更大的壓力。
假設上述開支數據為2022年1月的數據,那麼根據我國的糧食通脹率計算,截至今年7月,我們僅在食品與飲料上就必須額外支出約4.5%。
我們可以將這些數據與同時發佈的2022年家庭收入調查報告進行比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位數為1萬5031令吉,中等收入家庭為7093令吉,低收入家庭為3166令吉。
今年7月,糧食通脹率相對去年同期上漲了4.4%。根據2022年的開支數據,高收入家庭在食品與飲料上的支出將額外佔收入的0.3%,中等收入家庭為0.5%,低收入家庭為0.9%。這還是在今年7月的糧食通脹率處於去年4月以來的最低點的情況下。如果考慮到此前較高的通脹率,例如今年2月的糧食通脹率就高達7%,那麼我們所受到的影響將進一步加重。
當我們需要將更多的收入分配給食物和飲料時,可用於其他方面的收入自然會減少並導致我們的生活水平下降。其中,低收入群體將受到更多的負面影響。因此,糧食通脹將加劇社會中的收入差距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治標的方法是提高人民的收入,特別是低收入群體,以增強他們的抗風險能力。其次,需要改進我國的糧食自給率。減少對糧食進口的依賴可以減輕我們對國際糧食價格波動的敏感性。更多本地糧食供應也能用於替代進口糧食,減少我們受國際糧食價格波動的影響。
儘管政府已經將以上方案納入了昌明經濟的發展目標,但由於實現它們需要一段時間,因此無法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政府也需制定一些短期政策來減輕糧食通脹對社會的衝擊,例如提供津貼或實施價格管控等政策。近期經濟部長提出正在審查糧食進口許可證的相關制度,這無疑是政府在應對這個問題的正面反應。通過改進和簡化食品進口程序,其將降低食品進口成本,從而對穩定我國糧食價格產生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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