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30am 13/09/2023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林明辉

“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原住民还占据课本的一两页，但在我们国家11年的义务教育中，却容不下西马任何一个原住民。”

5年前，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偶然在巴生遇见雪兰莪原住民玛美丽（Mah Meri），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西马原住民的存在。她说：“当我发现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的愧疚慢慢地变成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曾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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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马原住民在这片土地生活的痕迹难寻，更甭说从网络上深入了解他们是谁。但心底对他们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郭于珂开始属于她一个人的追寻，“我想听见他们的声音，让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让他们的族名在马来西亚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

报道：本刊陈星彤
摄影：本报林明辉

抵达相约好的采访地点，郭于珂提着装满一本本笔记簿的帆布袋前来。翻开其中一本，首页列出与原住民相关的组织、机构或学者，上方的日期写着：2018年12月15日，这亦是她接触半岛原住民的开始。一本接着一本，她将心中的疑问、眼前所看到的，通过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

看着29岁的她，在过去5年努力的痕迹，不禁好奇在众多课题中，何以选择关注西马原住民。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得从郭于珂在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实习的经历说起。

返马寻找切身议题

“在台湾求学时，我加入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的报导摄影工作坊。在那之前我都在写字，当时才明白‘摄影’和‘拍照’的差别。摄影是一门专业，不是谁都可以拍的。”

配合工作坊的课程安排，郭于珂选择白化症患者作为拍摄主题。在展开为期一年的计划中，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时不时抛出 “为什么要由你来讲这个故事? ” “你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别人做? 为什么是你? ”等疑问。

“我发现关心他们（白化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我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又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一个理由为这些人发声。凭什么由一个外国人帮台湾的白化症患者发声? ”当时的她陷入自我怀疑，心中不断思索：“我的创作会否因此掺杂了虚伪在里头？”

郭于珂在台湾找不到解答，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在找、一直去想，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

郭于珂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在台求学期间，因一次实习经历产生了返马寻找本土议题想法。

发现被遗忘的西马原住民

回国后，她进入本地一家电视新闻媒体工作，却不曾停止寻找与这片土地的连接。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从小在华文教育体系内读书。加上我的公民意识觉醒在国外，我回来后发现真的不了解马来西亚，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不深。”

直到在一次的采访中，郭于珂与来自半岛雪兰莪的原住民玛美丽相遇，“我当下非常吃惊，追问后发现半岛原住民有18个族那么多。”

“我很好奇这些半岛原住民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的土著（Bumiputera）又怎么定义？谁又可以被称为原住民？”她进一步释出心中的疑惑，“为何我们可以和这些族群在平行时空下生活，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甚至会惊讶他住的村落，离你非常靠近。为什么我活到二十几岁，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带着心中的好奇、不解和困惑等五味杂陈的心情，郭于珂开始了仅属于她的找寻，再将所见所闻化作影像和文字。

“可能也是我太想要异族朋友吧。”郭于珂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这么一句话。

西马原住民（Orang Asli）被划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塞芒人（Semang）、塞诺人（Senoi）以及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这三大类又可进一步划分成18族。（图：受访者提供）

报道面向过于单一不足揭隐性问题

“‘玛美丽’在这群原住民的族语里，为‘森林之子’的意思。只要他们戴上木雕面具和穿上尼帕叶编织的服饰，便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森林里的植物显灵了。”——摘自本刊〈看见玛美丽，发现马来西亚式Fusion文化〉一文。

郭于珂2019年与雪兰莪原住民玛美丽（Mah Meri）的合照，他们脸上的面具都是自己雕刻的，而每副面具实际上都代表一位祖先。（图：受访者提供）

这是郭于珂第一次以半岛原住民为题材撰写报道，内容侧重在玛美丽族的文化和传统。重读生涩的文字和内容架构，她说：“我太迫不及待想让大家认识他们，那时的功课做不够，是不成熟的。”同年，吉兰丹发生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的冲击，对我来讲太大了。从那时我才开始研究历史、马来西亚制度以及这些人的生活。”她认为单从文化、传统、歌曲、舞蹈等单一面向，来诠释原住民，往往只流露于表面。

“往更深去挖掘，就知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哲理，我觉得更可贵。当然我希望在文字里能保留文化的部分，但我不能遮住一只眼睛，不去看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不能只写漂亮美丽的那面、残酷黑暗那面我也要写。”她说。

探访巴迪族部落前，郭于珂必须跨越一座森林才能抵达。事后，她为了双重确认资料，必须来回折返。（图：受访者提供）

嘉户族的木雕师将在梦中看见的恶灵雕成木，为该族的文化之一，惟从事此行业者从20人仅仅剩下1人。（图：受访者提供）

西马原住民资料太稀有 采访难度大增

一群被义务教育遗忘的人、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一群与我们活在平行时空的人，正意味着记载半岛原住民的资料稀缺。

“今天要报导城市的课题很简单，你很容易到达这些地方、拿到联络方式和受访者沟通。当我接触西马原住民时发现很难，首先我要接触到这群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透过网络，她搜寻撰写原住民学术论文的学者，抽时间参与原住民展览“巧遇”受访者，“多远我都去，因为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人可以让我问。”即便从学者手中取得联络方式，但却无法保证打通原住民的电话。

“村里没有讯号，电话一直打不通，等他（原住民）从村子里出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然而，一通电话不足以减低原住民对陌生人的戒备心，她无奈地笑道：“所以我很常分享，为了跟一个原住民沟通，我要跨过一座森林，而且真的只是单纯为了沟通罢了。”

原住民看待时间亦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好比从市区到村子的时间，他们不会以公里、时数来计算，而是“三根烟”。

“从市区到村庄的距离，他会跟你说三根烟的时间，非常抽象。”但实际走过以后，郭于珂发现不是三根烟那么简单的距离，“我觉得完全是一包烟的时间，怎么会是三根烟呢？”一开始的难不仅如此，采访后资讯量过大无法消化、间中储存素材的硬碟被偷……这一切都是在她趁工作之余，牺牲休假日到外地采访调查取得的资料。

1年半后，中文网络媒体《端传媒》刊登了题为《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的报导，分为上下两篇。

郭于珂（前右）与巴迪族小孩的合影，后方为《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上篇的作者、独立记者周慧仪。（图：受访者提供）

将“写新闻”等同于“交朋友”

现代社会的步调越来越快，科技更加快新闻生产节奏。花上1年的时间“写新闻”，郭于珂走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路。

“现在媒体走得太快，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我们太习惯‘有就好’或‘大概写一下就好’。但我现在做着一个很慢的东西，等于是交朋友的概念。我大可想办法把所有原住民的村落找出来，拍一天‘touch and go’就完了，可是我做不到。”

2021年，该报道入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主办的“2021年度卓越新闻奖”。

从前人人都是“森林之子”

今年9月，郭于珂选择重返校园进修人类学硕士。

她分享，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很常无法理解原住民的对话，却意外地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中找到解答。

“看完那本书后，我一夜间脑洞大开。当重看原住民的逐字稿，我突然明白他们跟我讲什么。”她举例，当问及巴迪族关于“被同化”的课题时，村长默默说了一句：从前所有的人都是巴迪，华人的妈妈是巴迪，马来人的爸爸也是巴迪，是你想要跟我们变得不一样，现在却想要我们变得跟你们一样。

对此，郭于珂疑惑不已，不禁思索：我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巴迪族？直到读了基础的人类学后，她才发现全球原住民的族名都代表“森林之子”的意思。若套用此说法，巴迪族村长的话意味着：从前所有人都是森林的人，你们不要做森林的人，却希望我们成为你们这些城市人。

“我一瞬间更了解原住民的身分，无论我们或他们，最开始都是和森林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若今天森林没有了，他们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所以人类学帮助我了解生命的演变，解读一些无法用城市人视角理解的行为。”

“其实我做的东西不伟大，反而从他们身上得到疗愈。”采访过程中，郭于珂一而再地强调自身的渺小。而看似艰辛的采访路，她反倒从原住民受访者身上，看到人性的纯粹。于是，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适应外界的努力传递予大众，“如果今天这个环境无法让我们相遇，我自己去制造巧遇的机会，听听他们的声音。”否则，无法左右国家局势的少数群体，极容易在社会中被同化，然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