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30am 13/09/2023

獨立記者兼攝影師郭於珂／跨過山河尋找被遺忘身影為西馬18族原住民發聲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林明辉

“東馬的伊班族和卡達山原住民還佔據課本的一兩頁，但在我們國家11年的義務教育中，卻容不下西馬任何一個原住民。”

5年前，獨立記者兼攝影師郭於珂偶然在巴生遇見雪蘭莪原住民瑪美麗（Mah Meri），這是她首次意識到西馬原住民的存在。她說：“當我發現他們的存在，從一開始的愧疚慢慢地變成憤怒。我想知道，為什麼不曾有人告訴我，他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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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馬原住民在這片土地生活的痕跡難尋，更甭說從網絡上深入瞭解他們是誰。但心底對他們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郭於珂開始屬於她一個人的追尋，“我想聽見他們的聲音，讓這些被遺忘的人重新被看見，讓他們的族名在馬來西亞成為耳熟能詳的名字。”

報道：本刊陳星彤
攝影：本報林明輝

抵達相約好的採訪地點，郭於珂提著裝滿一本本筆記簿的帆布袋前來。翻開其中一本，首頁列出與原住民相關的組織、機構或學者，上方的日期寫著：2018年12月15日，這亦是她接觸半島原住民的開始。一本接著一本，她將心中的疑問、眼前所看到的，通過書寫的方式記錄下來。

看著29歲的她，在過去5年努力的痕跡，不禁好奇在眾多課題中，何以選擇關注西馬原住民。而這一切的源頭，都得從郭於珂在臺灣獨立媒體《報導者》實習的經歷說起。

返馬尋找切身議題

“在臺灣求學時，我加入臺灣獨立媒體《報導者》的報導攝影工作坊。在那之前我都在寫字，當時才明白‘攝影’和‘拍照’的差別。攝影是一門專業，不是誰都可以拍的。”

配合工作坊的課程安排，郭於珂選擇白化症患者作為拍攝主題。在展開為期一年的計劃中，工作坊的指導老師時不時拋出 “為什麼要由你來講這個故事? ” “你和故事的關係是什麼?” “為什麼不是別人做? 為什麼是你? ”等疑問。

“我發現關心他們（白化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我一個外國人跟他們又好像沒有直接關係，我沒有一個理由為這些人發聲。憑什麼由一個外國人幫臺灣的白化症患者發聲? ”當時的她陷入自我懷疑，心中不斷思索：“我的創作會否因此摻雜了虛偽在裡頭？”

郭於珂在臺灣找不到解答，帶著這樣的疑問，她回到了馬來西亞，“我一直在找、一直去想，有什麼東西是我可以做的。”

郭於珂畢業於臺灣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在臺求學期間，因一次實習經歷產生了返馬尋找本土議題想法。

發現被遺忘的西馬原住民

回國後，她進入本地一家電視新聞媒體工作，卻不曾停止尋找與這片土地的連接。

“雖然我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但從小在華文教育體系內讀書。加上我的公民意識覺醒在國外，我回來後發現真的不瞭解馬來西亞，與這片土地的連接不深。”

直到在一次的採訪中，郭於珂與來自半島雪蘭莪的原住民瑪美麗相遇，“我當下非常吃驚，追問後發現半島原住民有18個族那麼多。”

“我很好奇這些半島原住民是誰，我們常常聽到的土著（Bumiputera）又怎麼定義？誰又可以被稱為原住民？”她進一步釋出心中的疑惑，“為何我們可以和這些族群在平行時空下生活，但卻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你甚至會驚訝他住的村落，離你非常靠近。為什麼我活到二十幾歲，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帶著心中的好奇、不解和困惑等五味雜陳的心情，郭於珂開始了僅屬於她的找尋，再將所見所聞化作影像和文字。

“可能也是我太想要異族朋友吧。”郭於珂在訪談的過程中，不斷重複著這麼一句話。

西馬原住民（Orang Asli）被劃分為三大類，分別是塞芒人（Semang）、塞諾人（Senoi）以及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這三大類又可進一步劃分成18族。（圖：受訪者提供）

報道面向過於單一不足揭隱性問題

“‘瑪美麗’在這群原住民的族語裡，為‘森林之子’的意思。只要他們戴上木雕面具和穿上尼帕葉編織的服飾，便容易形成一種錯覺，讓人誤以為森林裡的植物顯靈了。”——摘自本刊〈看見瑪美麗，發現馬來西亞式Fusion文化〉一文。

郭於珂2019年與雪蘭莪原住民瑪美麗（Mah Meri）的合照，他們臉上的面具都是自己雕刻的，而每副面具實際上都代表一位祖先。（圖：受訪者提供）

這是郭於珂第一次以半島原住民為題材撰寫報道，內容側重在瑪美麗族的文化和傳統。重讀生澀的文字和內容架構，她說：“我太迫不及待想讓大家認識他們，那時的功課做不夠，是不成熟的。”同年，吉蘭丹發生巴迪族集體死亡事件。

“巴迪族集體死亡事件的衝擊，對我來講太大了。從那時我才開始研究歷史、馬來西亞制度以及這些人的生活。”她認為單從文化、傳統、歌曲、舞蹈等單一面向，來詮釋原住民，往往只流露於表面。

“往更深去挖掘，就知道他們有屬於自己的生活哲理，我覺得更可貴。當然我希望在文字裡能保留文化的部分，但我不能遮住一隻眼睛，不去看他們面對的問題。我不能只寫漂亮美麗的那面、殘酷黑暗那面我也要寫。”她說。

探訪巴迪族部落前，郭於珂必須跨越一座森林才能抵達。事後，她為了雙重確認資料，必須來回折返。（圖：受訪者提供）

嘉戶族的木雕師將在夢中看見的惡靈雕成木，為該族的文化之一，惟從事此行業者從20人僅僅剩下1人。（圖：受訪者提供）

西馬原住民資料太稀有 採訪難度大增

一群被義務教育遺忘的人、一群沒有名字的人、一群與我們活在平行時空的人，正意味著記載半島原住民的資料稀缺。

“今天要報導城市的課題很簡單，你很容易到達這些地方、拿到聯絡方式和受訪者溝通。當我接觸西馬原住民時發現很難，首先我要接觸到這群人，但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透過網絡，她搜尋撰寫原住民學術論文的學者，抽時間參與原住民展覽“巧遇”受訪者，“多遠我都去，因為我知道那裡一定有人可以讓我問。”即便從學者手中取得聯絡方式，但卻無法保證打通原住民的電話。

“村裡沒有訊號，電話一直打不通，等他（原住民）從村子裡出來，可能已經是一個月後的事了。”然而，一通電話不足以減低原住民對陌生人的戒備心，她無奈地笑道：“所以我很常分享，為了跟一個原住民溝通，我要跨過一座森林，而且真的只是單純為了溝通罷了。”

原住民看待時間亦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好比從市區到村子的時間，他們不會以公里、時數來計算，而是“三根菸”。

“從市區到村莊的距離，他會跟你說三根菸的時間，非常抽象。”但實際走過以後，郭於珂發現不是三根菸那麼簡單的距離，“我覺得完全是一包煙的時間，怎麼會是三根菸呢？”一開始的難不僅如此，採訪後資訊量過大無法消化、間中儲存素材的硬碟被偷……這一切都是在她趁工作之餘，犧牲休假日到外地採訪調查取得的資料。

1年半後，中文網絡媒體《端傳媒》刊登了題為《巴迪族集體死亡事件調查》的報導，分為上下兩篇。

郭於珂（前右）與巴迪族小孩的合影，後方為《巴迪族集體死亡事件調查》上篇的作者、獨立記者周慧儀。（圖：受訪者提供）

將“寫新聞”等同於“交朋友”

現代社會的步調越來越快，科技更加快新聞生產節奏。花上1年的時間“寫新聞”，郭於珂走上與現實背道而馳的路。

“現在媒體走得太快，無論是照片還是文字，我們太習慣‘有就好’或‘大概寫一下就好’。但我現在做著一個很慢的東西，等於是交朋友的概念。我大可想辦法把所有原住民的村落找出來，拍一天‘touch and go’就完了，可是我做不到。”

2021年，該報道入圍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主辦的“2021年度卓越新聞獎”。

從前人人都是“森林之子”

今年9月，郭於珂選擇重返校園進修人類學碩士。

她分享，在撰寫報道的過程中，很常無法理解原住民的對話，卻意外地從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簡史》中找到解答。

“看完那本書後，我一夜間腦洞大開。當重看原住民的逐字稿，我突然明白他們跟我講什麼。”她舉例，當問及巴迪族關於“被同化”的課題時，村長默默說了一句：從前所有的人都是巴迪，華人的媽媽是巴迪，馬來人的爸爸也是巴迪，是你想要跟我們變得不一樣，現在卻想要我們變得跟你們一樣。

對此，郭於珂疑惑不已，不禁思索：我的父母怎麼可能是巴迪族？直到讀了基礎的人類學後，她才發現全球原住民的族名都代表“森林之子”的意思。若套用此說法，巴迪族村長的話意味著：從前所有人都是森林的人，你們不要做森林的人，卻希望我們成為你們這些城市人。

“我一瞬間更瞭解原住民的身分，無論我們或他們，最開始都是和森林連在一起。換句話說，若今天森林沒有了，他們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所以人類學幫助我瞭解生命的演變，解讀一些無法用城市人視角理解的行為。”

“其實我做的東西不偉大，反而從他們身上得到療愈。”採訪過程中，郭於珂一而再地強調自身的渺小。而看似艱辛的採訪路，她反倒從原住民受訪者身上，看到人性的純粹。於是，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將他們適應外界的努力傳遞予大眾，“如果今天這個環境無法讓我們相遇，我自己去製造巧遇的機會，聽聽他們的聲音。”否則，無法左右國家局勢的少數群體，極容易在社會中被同化，然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