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缘政治紧张,香港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渐近或渐远?
报道:李佳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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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刘永发
全球地缘政治紧张,香港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渐近或渐远?
我国政治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不少商家和人民担心外资不敢来。不过,长期关注全球地缘政治的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黄裕舜,对马来西亚的未来依然保持乐观,认为香港与东盟有太多合作的可能性。
“欢迎东南亚的个人或企业成为香港的同路人,在地缘政治日渐复杂下找出生机,找到新路,创造希望。”
本期《发现东盟》将谈及,香港投资者如何看待大马乃至东南亚的政治动荡。过去同样处于地缘政治风口浪尖的香港,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又扮演何种角色?
地缘政治紧张
港不能忽略东盟市场
黄裕舜接受本报专访时说,香港回归中国后,扮演着国际社会接触和认识中国的桥梁,促进多方面的贸易往来。然而,过去香港对国际市场的定位更多是聚焦在西方或欧美,反观其他地区如东欧、中东、拉丁美洲和东盟诸国,香港似乎没有下足功夫,去尝试接触和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合作基础。
直至2012年,香港政府才开始大力积极地推动香港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他说:“尤其在当今地缘政治愈发紧绷的情况下,需要用更大力度和更鲜明的全社会参与,让香港走向东盟国家。”
国际观点背后有一种论述是,香港走向东盟,是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或脱钩风险影响的无奈抉择,但黄裕舜并不这样认为。
中美经贸金融很难被切断
“中美之间的经贸金融,甚至是过去44年来人与人之间交流所建立的连结是很难被切断的,即便有摩擦,也不足以马上彻底脱钩。
“当然这不代表两国之间就没有脱钩化,或者存在朝这方向推进的风险,就如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上升。”
在他看来,香港的处境并不是完全受到中美关系紧逼,而是正面积极地去开拓更广阔、发展前景备受看好的新市场。
换句话说,过去能与中美保持良好营商关系并奠定成功基础的香港,时至今日有必要思考的是:除了中美以外,还有哪里是值得香港去投放资源?
“东盟人口超过6.6亿,中国人口是14亿,两大板块加上来就是20亿的人口,可说是接近世界现今的三成人口;尤其在一带一路政策下,中国与东盟在过去10年内的关系和发展非常迅速。
“作为中国唯一或唯二沿用普通法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区,香港有必要站起来去深化我们三方的关系。”
港与东盟5领域可合作
黄裕舜认为,香港与东盟可以在5大领域推动更紧密的合作,包括金融、经贸、创科与科技、环境与气候变化、艺术教育与交流。
🔴金融: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多年来招揽西方国家专才落脚亚洲,却忽略了如何为东南亚带来增值。他举例了伊斯兰金融市场,认为香港在这块需加快脚步建立有利的条件,建立一个能让非穆斯林与穆斯林伙伴去合作投资的新兴产品。
🔴经贸:
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2022年的双边贸易额近1660亿美元(约7547亿令吉),每年进出口额平均增长,东盟商品进入香港都享有零关税优惠。他看好新加坡和大马的电子与电商领域,尤其半导体高端技术领域。截至2022年6月,香港共有648家东盟企业,占香港外国公司总数约7.2%。
🔴初创科技、尖端科技:
他说,香港在纳米科技、绿色科技、生物科技及医疗科技领域中具备大批量的调研人才,而东盟市场则能提供非常庞大的原数据和潜在的顾客群,在两者之间创造在新兴产业的有机合作。
🔴环境与气候变化:
他看准东南亚拥有的大片原始森林,都是未来推行去碳化永续项目的充沛资源,认为香港应思考如何善用绿色融资推动可持续发展与投资方案,在东南亚的绿色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
🔴艺术人文教育与交流:
他相信东盟各国的文化保留努力是值得香港借鉴的。“像是东盟5国一起申请将可芭雅(kebaya)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这种文化保存的精神是可以带到香港,比如我们可以怎样好好的保存粤语文化?这些都能相互借鉴。”
看好大马中长期前景
尽管我国近年来政局动荡,但黄裕舜对大马中长期的未来依然抱持乐观,认为此动荡依然是按照宪法和政治框架与秩序来进行,属于正常的政党更替,只是有一些中转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他坦言,政党轮替所带来的不稳定性,确实会让一些有意在大马投资的国际企业或投资者感到束手无策,难以去预测局势走向。
劳动阶层收入生活变好
他不否认,大马的劳动阶层相比过去20年还是有进步,无论是平均收入、生活水平及国民的人均寿命都有变好,但其改善幅度和速度,仍不比中产及高产阶级的收入与条件增长来得多。
“久而久之这会扩大城乡差距,及中产与劳工阶层差异,在种种因素下难免衍生出一些社会民怨,包括对精英或体制的不满。”
须减少阶级种族仇恨
他提出个人见解,认为马来西亚需要抚平好各方情绪,因为只有减少阶级与阶级、种族之间的仇恨和排斥,方能为中国、香港等投资者和外来企业,甚至是本地企业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
“撇开这些,我认为马来西亚还是东盟内一个非常标青和拔萃的国家。”
黄裕舜:不是零和游戏
“东盟互补 非竞争”
看着诱人的外来投资,东盟各国都会想方设法尽可能分到一杯羹,希望能在某种产业领域上成为东南亚领头人。例如,新加坡站稳东盟国际金融中心、泰国想在旅游业脱颖而出、印尼也放话要打造成区域内的电动车王国,目标是2035年总生产超过240万辆!
不过,在外来投资者眼里,与其把邻国当成竞争对手,不如整合各自的优势把成效最大化。因此,黄裕舜总觉得用“竞争”来概括东盟各国的关系有点过于简化,毕竟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更多时候是互补不足的。
相比印尼、泰国和越南,虽然大马人口相对少,但在整体工业发展、人才培训、基建设备等还是较为完善。他举例,大马可以做更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然后把一部分生产线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去做,这就是东盟内部的互补性。
经济发展前提是稳定
盼港出路愈辩愈明
海外留学8年后,黄裕舜今年7月正式告别牛津回到香港。他出生于1997年,与刚脱离英殖民及回归后的香港一起成长,当然也经历了多件“香港大事记”包括2012年反国教风波,2014年雨伞运动,还有2019年反修例运动。
他接受《香港01》专访时自称是“自改派”,盼能推动社会改革,希望香港的出路能够愈辩愈明。他有感而发曰,任何一个能够稳定发展的经济体体制,前提必须是社会稳定。
“香港在过去数年确实经历了很多创伤与动荡,尤其2020年因冠病疫情带来的封锁政策,我们不能否认外资对香港的信心是受到动摇的。
“但说实话,香港的硬条件和基础性优势在这么多年走来,并没有因为这些动荡而有所减退,依然是在亚太区里面数一数二的人力资本枢纽。”
他曾与不少东盟投资者接触,得到的反馈都较为正面的,包括不少东盟朋友都愿意在疫情后再次访问香港。
此外,他也希望看到香港更加主动,趁东盟投资者有资金、有资源、有能力进行外向性投资的时候,招商引资,吸纳更多家族办公室或高净值客户,促成两国之间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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